又是一年清明时
朱建华
二000年四月二十八日，父亲去世，享年六十六岁。算到今年已是二十整年了。
父亲是个苦命的人，向他的父亲一样。
父亲在世的时候，当我的面从来不说他父亲的事。听村子里的老辈人说：我的爷爷命也非常的不好，是黄莲树上挂苦胆------苦上加苦。四十岁出头就命归黄泉，爷爷是累死的，人老实，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朱老八”（姓朱象乌龟一样的憨厚），只知道苦做。
爷爷祖上是从湖北襄阳府南漳县下得江南。几经辗转，来到了这个叫西津河边的地方。家里非常的穷，靠西津河边用元竹裹着稻草和泥巴搭建起一个茅草屋，夫妻俩带着三男两女五个娃子、一家七口窝住着。租着地主家的三亩六分田种着，天不亮就下田干活，话很少。地里的事忙完了就到河里打点鱼，卖了用以买点油盐。一年忙到头，完了租粮已所剩无几，整天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由于家庭苦，担心儿子大了娶不上媳妇，所以他又托人在山里面接了个童养媳回来，本来是一碗稀饭七张嘴，现在又多了一口。
茅草屋就怕刮风和下雨，刮大风时屋要被风吹倒、下雨时屋顶就漏雨。而河边上的风雨就是比平地里的大，所以人们总见他爬高上低、修屋补漏。整日就这么低着头在田里、屋顶、河里连轴转着，不管多么的苦累，他总是带着一家人艰难地前行着……
父亲在兄弟姊妹中排老三，上有一兄和两个姐姐，下有一个比他小四岁的弟弟。父亲十二岁那一年，哥哥圆房生了子，本是全家高兴的日子，可四月初的一天，爷爷早晨忙完田里的活儿回家，连饭都来不及吃，倒头就睡了，到中午的时候都没有起来。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事，奶奶走到床边发现地上有两摊血。她知道，这是累得吐血。连喊几声他才有气无力的“哼”了一声。见势不妙，奶奶赶忙出门，连走带跑地找到邻村一位会挖草药的人，挖了点草药并带回了药方子。可怜一双小脚的奶奶途中不知摔了多少跤，连她自己都记不清楚了。煎药时，心还在砰砰直跳。从此，田埂上、河沟边又多了一幅：小脚母亲挎着篮子带着子女挖草药的图景……
一个月过去了，奶奶天天去附近大慈庵庙里求菩萨保佑，爷爷天天是喝着黑色的药汁拌着米汤，可病情没有一点点好转的迹象。无奈，奶奶带着两个小儿子跑到大户人家，好说歹说借了几块钱，买来了树木、请了木匠为爷爷打了副寿材用以“冲喜”。六月初上，喜还没有冲来。在一个晴朗的下午，爷爷就这么在一家人声嘶力竭的呼喊声中抛下了他们，无声地走了。说起来也怪，第二天早上，出殡时天上是乌云滚滚，片刻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八位帮忙抬重的人是披着蓑衣、把爷爷抬出了他亲手搭建的那间——本以为能让他充满希望和幻想的茅草屋……
爷爷就埋在大门朝南二百米左右的大河边上，离租田也近。隆起的坟包边，常见一位母亲带着子女哭成一团，声音是那么的凄惨和沙哑。哭累了，就用衣袖擦掉泪水，携儿带女慢慢走向租田。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长时间的日夜操劳和思念流泪，奶奶的右眼肿胀起来并发炎灌脓，旧账未还，怎借的来新账。疼痛难忍之下她用锥子锥破眼球放出脓水，从此右眼也瞎了。
奶奶虽是一双小脚，右眼瞎子。但她很是撩干（当地方言：意思是能干的女人）。站在门口，望见坟上的小草在慢慢的伸长，可她知道丈夫呆在那地方虽然永远不会回家，可他无时无刻不在回望着家的方向，关注着他们这些孤儿寡母。村上有人断言，奶奶四十就守寡一定会改嫁，可奶奶舍不得抛下她的儿女。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可西津河里的水依旧是日夜哗哗啦啦不停地从上往下流着。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要生存。她想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大儿子一家三口另起炉灶，两个女儿穷对穷家，匆匆出嫁。她带着两个还没有过“童关”的儿子，过起了母子三人相依为命的日子。她不怕生活的艰辛，只求能用野菜把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养大。
父亲十二岁时就帮母亲分挑起了家中的担子。干着与他父亲一样的活计：白天在田里种着庄家，夜晚在大河里打鱼摸虾。人小不知道什么叫怕，每天日落时分把鱼网撒下，然后一人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盼着第二天的太阳早早的从东方出发，好收网、摘鱼、卖了回家。他是多么地希望自己快快的长大呀！
我们这里是一九四九年三月解放的。解放后成立了人民公社，五十年代又在大慈庵里办起了学校,过了多年学校才另迁新址。
奶奶虽然一字不识，但她意识到：家里必须要有人识字，最好是把两个儿子都送进学堂读书。可转念一想，如果把两个儿子都送进学堂，可家中又缺劳力，怎么办呢。如是，她与父亲商量，决定把老幺送进学堂读书，并叫老幺放学回家后教父亲识字。家庭里的现状摆在那，父亲只能默默地点头听着奶奶的安排，其实他内心里是多么地想进学校读书呀。父亲白天做着农活，夜晚在河里下网扑鱼，一天忙到晚，根本没有时间来让叔叔教他认字。父亲曾当我说过，那时他最喜欢的是刮大风下大雨的天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样的天气就可不用到河里下网，就可以有时间叫叔叔教他认字了。就在父亲十分渴望读书识字的时候，不知是天意还是爷爷在天显灵，就在叔叔上学的第二年，由于父亲在水里搞多了，染上了疟疾，打起了摆子，天天下午忽冷忽热，这样就不能下河搞鱼了。为了修摆子（养病），奶奶就叫父亲陪着叔叔一道去了大慈庵学堂，在学校里呆了四个月。所以，他以后对人常说，他在庙里读了四个月的书。
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公社成立了鱼业社，父亲因年龄小，不够资格入社，后经人介绍并担保才成了其中的一员。不几年，渔业社划归国有，成立鱼苗场。鱼苗场从鱼业社成员中选召工人，由于父亲秉承了爷爷的做事风格，为人诚实，做事肯吃苦，大家都推荐他，加上家庭成份又比较好，是贫下中农，年轻且又识几个字，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吸收为鱼苗场的一位正式职工。父亲在单位上班，大小事总是抢着干，守纪律肯吃苦，休息时就学习文化。常常住在单位宿舍几个月不回家，奶奶从没有埋怨过他，总是鼓励他努力工作、多学习，要谦虚。所以，父亲年年都评到了先进。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许多工人辞场回家，可父亲依然坚持着以场为家，肩挑鱼苗，跑遍了我们这座小县城里所有的村村社社和所有的山塘。
叔叔话不多，自知上学的机会来的不容易，所以十分刻苦，还跳了级。父亲虽工资微博却是正式工人，奶奶自是高兴。本想着日子会象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可烦恼的事又来了……
叔叔高小毕业时成绩好，老师鼓励他继续读初中，奶奶咬咬牙还是让他继续上。初中升学考试那天，下着瓢泼大雨，叔叔冒雨回了家，只轻声地说了句：“书读好了，不读了。”放下书包便倒床睡了。奶奶以为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误，便叫父亲到学校去问个究竟。父亲跑到学校，老师告诉说，叔叔成绩好，不用参加考试，因我们县没有高中，已经直接保送到休宁万安中学读高中了。父亲甚喜，告诉奶奶后，奶奶目瞪口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读，钱在那？不读，耽误儿子的前程。万安中学离我们这里有几百里的路程，又不通车，怎么去？一系列的难处摆在面前。
那晚，他们母子三人静坐着，叔叔把头始终低着，奶奶望着我父亲，我父亲望着叔叔，就这么你望着我，我望着他。煤油灯的油已没了多少，微微的、摇摆不定的火苗拌着黑烟飘荡在茅草屋内久久不得散去。奶奶无语，只知道用衣袖不时的揉那只已经昏花的左眼。父亲说话了：“老幺，读还是不读，你给句话！”，叔叔象霜打的菜苗，始终不抬头、不说话。叔叔知道，家中穷。父亲也知道，叔叔是一心想继续读书呀！眼看灯里的油就要干了，最后还是父亲一锤定音：继续上！
上学的日子很快到了。父亲怕叔叔在外读书时穿得太破被人笑话，向同事借了点钱，为叔叔做了件毕几篮的褂子让他套在外面，里面穿着破棉袄，下身穿了条补了又补的单裤，带了点干粮，就这么从家中步行上路了。后来听叔叔说，他走了三天到的学校，途中夜晚是坐在路边人家屋檐下休息的，渴了就在路边小河沟里喝点水。叔叔在外读书三年，中途只回过一次家，也是走路的。
叔叔到外县上学后不久，父亲得了胸膜炎，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月，因为是贫下中农，住院没有要钱。住院的事他没有向奶奶说，怕她担心。那个年代，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生产力低下加上计划经济拌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日月难过不说，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成了现行反革命，随便扣个帽子，批斗、挨整、游街是常态。父亲胆子小，在单位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回家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奶奶一人在家，生活变得更艰难。
大姑出嫁多年也没有给婆家生个一男半女。可想而知，她在婆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一日，父亲好不容易抽了点时间把平时省下的一点米捎回家给奶奶，前脚刚踏进门，就听见外面有女人狂嘻乱叫，他出门一看，只见我的小姑披头散发跪在地上哭笑无常，许多人在围观，其间有一位年长的人出主意说，要用男人的中指血才能镇得住，父亲毫不犹豫地咬破自己的中指，用中指血涂抹在小姑的额头上，涂了几次还是镇不住。因为小姑爷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小姑一时想不开，得了疯癫病。
奶奶一人在家，常常暗地以泪洗面，一日从不吃三餐。父亲老大不小了，从来不提个人的事，她自己也渐渐地老了。在我们这里，儿女不结婚，做上人的就算没有完成任务，更对不起死去的爷爷。奶奶心里急，托张三找李四，好不容易有人帮忙在山里面说了位姑娘，姑娘话语不多。奶奶对父亲说：只要人家不嫌弃我们家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挑剔别人呢。在媒人的安排下，父亲与那位姑娘见了一面就点头同意了，不久父亲就与那位姑娘结了婚。婚后，茅草屋内常见的是两个女人。俗话说，两个女人一台戏，奶奶年轻守寡，性格要强，时不时地会数落着媳妇，而父亲依旧是一隔几个月不能回家。不知什么原因，一次媳妇回娘家后就再也没有回到那间茅草屋，父亲只好离了婚。奶奶也自责过，后来听他人说，那位姑娘与父亲离婚后嫁到了山里边，生了四个孩子，过得也不幸福，最终出家为尼了。
转眼三年又过去了，叔叔高中毕了业。他怀揣着省城大学录取通知书，穿着上学时那条裤子，用了两天时间从学校走回了家。本想着给家里一个惊喜，谁知奶奶看了几遍那红红的一张纸，把叔叔搂在怀里大哭了一场：儿呀，你小哥还是个光蛋，家里实在是没有钱给你再读了。叔叔呆呆地望着门外，只见西津河里的风依旧还是向过去那样刮得狠猛烈！
公社听说有一位省重点中学毕业的高中生回来了，且不去上大学。一位书记亲自找上门来，诚邀他去公社当文书，奶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在知识严重缺乏的年代，那时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说文凭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叔叔在公社当文书快到半年了。一天，公社一位小通讯员急匆匆地跑来家里告诉奶奶，说叔叔今天没有去上班。奶奶不相信，说早上她亲眼看见儿子出的门，怎么可能没有去上班。还叫那位通讯员不要说鬼话，无论小通讯员怎么解释，奶奶就是不相信。无赖小通讯员只好把奶奶带到公社，一个一个的办公室里找，找遍了公社里所有的角落，怎么也找不见自己的幺儿。太阳下山了，奶奶哭着摸回了那间她最熟悉的茅草屋，一头栽倒在堂屋的地上。父亲知道后，请了村上几位年轻人，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到周边寻找，还托熟悉的人帮忙打听，几个月过去了，一点音讯没有。从此，奶奶常常靠在门边，习惯性地用手掌搭在眉前，用力地向远方张望着，努力地想找回她那丢掉了的一颗心和游走的魂！
奶奶已经过了花甲子，父亲已近而立之年。春节后的一天，叔叔曾经的一位同事稍来口信说，可以帮父亲说个老婆。这位同事也认识父亲，与女方的哥哥也很熟悉。只不过女方家是山里面的，二十岁，没有跨过学堂门。会做事、说话声音大、性格强、姊妹多、六男四女。并说，他已经向女方的哥哥详细讲清了父亲及家里面的情况。对方说：只要人好就行，其他不重要。并一再向对方强调说：父亲就是人好！问问奶奶有什么意见。若没有意见，就叫父亲到女方家去一趟。得此消息，奶奶是千谢万谢。父亲也没有迟疑，下班后步行去了女方家，女方的父母及哥哥见过父亲后，觉得这小伙子还比较实诚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当晚，父亲从女方家又步行赶回了场里，到场宿舍时已经是三更半夜了。
一个月后，奶奶就托两个侄媳妇把我的母亲接来了。她总算了却了一个大心愿，再也不用担心儿子当光蛋了。
父亲比母亲大七岁，就在结婚当年的十二月，我出生了，全家充满着喜悦。可父亲更累了。身体瘦小的他，每个星期日若单位无事，就赶回家上山砍柴或帮忙种地。星期一，天不亮时就起床到河里挑水，把家中的水缸挑满后又匆匆地赶到场里上班，就这样周而复始着。
听奶奶说，我小时不晓得有多废，半岁时抱在怀里两只小脚总是蹦上蹦下的，闹的不停。八个月大时我突然发高烧，几天几夜不退，奶奶请了收黑的人来家帮我收黑也不管用。父亲回家后，见事不妙，就把我抱到邻村的一位土医生那打针，连续打了几天针，烧是退了，可右腿再也站不起来了。后来我就经常生病，有时烧糊涂了还总是大喊大叫，说有鬼，母亲说我好招惹邪气。有人说是打针打的，又有人说是阴风吹得，只得认命。父亲把我带到县医院去看，医生说是得了小儿麻痹症，目前没有办法医治，可父亲不信。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曾两次把我背到杭州一家军医医院去看过，开了两次刀，最终还是没有让我站起来。从此，我就成了瘫儿。在地上爬行成了我幼时的常态，长辈们都为我担心，长大后怎么办！一家人又陷进了困境中……
在我三岁时，母亲生下了弟弟，是六月六生的。大热天，还没有满月就下地干活了。一天，太阳狠毒，弟弟在摇窝里睡着了，我在家里玩，奶奶在菜地里薅草。忽然村上有人呼叫起来，失火了！奶奶回头一望，只见紧挨茅草屋后墙的麦草堆火光冲天，不好！房子着火了。她急忙甩下锄头就向回跑。她边跑边嚎叫着，冲进门把我和弟弟抱了出来，村上的人见状都来了，你拿盆他拿桶的，提水帮忙救火。可火势太猛，不一会儿的功夫，火苗就冲上了屋顶。在大家的帮助下，火是被扑灭了，可房子塌了。清理火场时，人们从灰烬中扒出了一个孩子的遗体，原来是隔壁周家五岁的儿子—— “来宝”玩火时点燃了麦草堆，引发了这场火灾。弟弟在这次火灾中烫伤了颈子。找谁呢？都是乡里乡亲的，人家的儿子烧死了，本来就已经很悲惨了。谁也不怪，只有自己找人帮忙重修这用以遮风挡雨的家——茅草屋。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大集体时代，每户农民除了少量的菜地归个人自由耕种外，其他的全归集体所有。集体劳动，按日记工。统一播种、统一收割，收成集中保管。每月在生产队集体仓库里称一次粮食，年终统一核算。我们大队与周边的大队相比是最穷的，没有山场，人均只有一亩田，虽然西津河水就在村边流淌，可田高河低，难以引水入田。沙土地，下雨怕淹，天晴怕旱，基本是望天收，起先是一年种一季水稻并间种荞麦、山芋等杂粮，后改种双季稻，因农业科技欠缺，肥少虫多，收成还是很少。人人都是土里刨食，靠工分吃饭。不得外出搞副业，那是资本主义尾巴。男劳力做一天记十分工，女人只记六分，十分工等于一个工。每年年终决算时，一个工只值两毛多钱。家家是穷得咣当响，户户都在闹粮荒，小伙讨不到媳妇，姑娘都纷纷外嫁了。
我家就靠母亲一人在生产队里做工，一年做到头，年年是个超支户，总是受人歧视。开始分粮食时是按人头分，一人每月二十斤稻谷，全家八十斤，碾成米不到五十斤。后来改成按大小口分，十八岁以上为大口，十八岁以下为小口。大口每人二十五斤稻谷，小口每人十斤。小时候，我在夜里常常叫奶奶，说饿！奶奶安慰我说：眼睛闭着，睡着了就不饿了。为了节省，奶奶烧饭时总是饭里拌着野菜，下雨天只吃两餐。
又到每月称粮食的时间了。母亲高兴地同几位伙伴挑着箩筐去仓库称粮，临到母亲称时，队长说我们家现在不准称了。母亲很惊愕，问原因，队长说我们家一工一农，属半边户又是超支户。母亲一边力争一边祈求，好说歹说，队长就是不同意，坚决执行大队的规定！可怜的母亲，眼里噙着泪水，许多人望着她。那种耻辱，她实在是忍不下来。扭转头，挑着一担空箩筐回了家。那夜，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以死相逼，要父亲辞场回家。奶奶搂着弟弟，不准父亲发声，从不说母亲一句。因为，她有过一次与媳妇较量而失败的教训。可怜的父亲抱着我，默默无声地低着头，牙齿咬的嘎巴响，任凭母亲怎么哭闹，一声不吭。因为父亲不想离场，场是他成长的地方，那里有他流的心血。当夜，母亲跑回了娘家。第二天，父亲找到大队长，好说歹说，最终协商的结果是：父亲每月不足二十块钱的工资上交大队十元，总算是把称粮的问题解决了。
一天下班时，一邮递员找到父亲，说有他 。当邮递员从邮包里取出信，递到他手上时，他呆了。那熟悉的字体，不是老幺写得吗。他赶忙拆开信，一边看一边向家里跑。还没有到大门口，就大声的喊着：“妈——妈——，老幺来信了！”奶奶以为是自己耳朵听错了，连问了父亲几遍“是真的吗？”，然后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的幺儿没有死，我的幺儿还在。”父亲向单位请了两天假，转了两次车，按信上的地址终于找到了我的叔叔。兄弟相见，泣不成声，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那夜，兄弟俩都没有睡意，谈了很久。原来，叔叔心中不得志，从家中步行跑到了屯溪，一边给人家帮工，一边复习看书，后考进了屯溪茶校。茶校毕业后分配到太平县国营茶场，场里的领导以为他是个孤儿，对他也十分关照。在那里，他遇见了在供销社当营业员的一个姑娘，也就是我的婶婶。因为婶婶是地主成分，不好嫁人，也不嫌弃他是个穷光蛋，就这么在场领导的撮合下两人结了婚，现已生下了一个女儿。父亲责怪他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怎么不给家里人说一声。叔叔说：他知道家里穷，怕家里人着急，所以结婚、添孩子就没有告诉家里。这之后，叔叔每个月都按时寄回五元或十元钱作为奶奶的生活费，就是在自己生重病期间也从没有耽误过。叔叔和婶婶养育了三个儿女，两女一男，生活也不是多么地宽裕。叔叔曾把奶奶接到他那里生活，本想奶奶就在他那安享晚年。尽管儿媳、孙子都孝顺，可奶奶一辈子劳作惯了，在城里清闲的日子她不习惯，又想念家中的亲人，有时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姑娘，就指着人家说向她老家里的孙女，看见一个小男孩就说向她老家里的孙子，好像有点发孬。呆了一年后就吵着要回老家。怎么挽留，奶奶就是要回来。无奈，叔叔只好让奶奶又回到了——她那熟悉的茅草屋和听了一辈子的、西津河里的流水声。
在我六岁时，母亲生下了妹妹，脸圆圆的，甚是可爱。添女增口，自知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但对于父母来说，已是儿女双全。虽然我是个瘫子，但已学会了用双手扶着板凳前行。弟弟身体健康，就是有点玩皮。妹妹周岁那年的三月末，接连下了一个星期的大雨，西津河里起了大雾，老年人说，这是走蛟，要涨大水。可不其然，天麻麻亮时大水漫过了堤埂，父亲又不在家，在单位抗洪。奶奶和母亲把我们三人从睡梦中叫醒，奶奶背着我，母亲背着弟弟怀里抱着妹妹，刚急匆匆地把我们搞到高坡处一邻居家里时，就听见身后“轰”得一声巨响，那用以安身的茅草屋被凶猛的洪水冲倒了。奶奶和母亲朝着茅草屋的方向大声地号叫着，我呆呆地望着她俩。
洪水过后，父亲回来，母亲自是与父亲又大吵了一架。父亲把我们安排到邻居家暂时借住，又去找几位舅舅。舅舅请了一帮人，从山上砍来了檩子和椽子，帮我们建造了两间土墙房子和两间批水（当地方言：意思是紧挨正屋后的矮屋），因没有钱买瓦，屋顶依然是盖着稻草，一家六口总算是又有了可遮风挡雨的茅草屋。
我九岁时，见本村年龄差不多大的孩子都上了学，于是我向父亲提出了想上学的想法。开年后，父亲就找到我们村小的校长，一位姓钱的老师。钱老师答应先让我到学校试试，我高兴的不得了。记得第一天上学，是母亲把我背在她的背上，两手向后，用我平时走路时的小板凳兜着我的屁股，穿过窄窄的田埂，来到学校，把我背到教室后母亲就到田里做事去了。放学时母亲还没有放工，我就一人拄着小板凳，慢慢地回了家，奶奶还夸我能干。从此，人们常常看见一位脖子上挂着小书包，双手拄着小板凳的男孩在乡间的田埂上艰难地前行着。我从来不迟到和早退，除了生病，没有请一天假，有时还帮同学们打扫教室里的卫生，没有给老师添麻烦，成绩也还好，没有留级，同学们也都喜欢跟我玩。读到三年级时，父亲用木棍做了一个拐杖，让我学着用拐杖走路。从那时起，我丢掉了小板凳，直起了腰，拄着拐杖走路至今。尽管腋下和手上磨起了老茧，肩膀疼得吃不消，我也强忍着，不吭一声。父亲每次回家就跟我说：要好好读书，不然日后要吃苦，我牢记心中。小学毕业时，推荐上初中，我是班上满票通过得，就这样，我获得了到县城上学的机会。
七十年代初，皖赣铁路修建，村子里开始热闹了起来。铁路横穿整个村庄，西津河上要修建一座跨河铁路大桥，建桥工人的工地就搭建在村边，离我家不到两百米，几十间用草席和油毛毡建造的厂房是堆放材料和工人居住的地方。
七月里的一天，太阳很大，狗子都热的透出了舌头，躲在树荫下。下午两点多钟，大人们都在田间劳作，村子里留下的只有老人和孩子。突然，厂房食堂处浓烟滚滚，一团一团的火星子向上直冲，油毛毡和草席烧得吱吱的叫，眨眼的功夫，厂房就成了一片火海。一块块燃着的油毛毡在天空中乱飞，大火顺势烧到了村子，奶奶急急忙忙把我兄妹三人拖拽到河坎下，转身准备回家抢些东西出来，此时，大火已经封了门。大人们从田里赶回来时，整个村子已被大火包围了。只见漫天的浓烟、火光，拌着噼噼啪啪的火烧声和人们的惊叫声。县里调集了几百人来救火，终因火势太大，整个厂房和村子还是被烧成了一片废墟。
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脱贫，又成灾民。一家人挤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穿着好心人捐赠的衣服，吃着救济的粮。火灾后，大队决定对火灾户进行异地安置，在铁路部门和县政府的援助下，在深冬来临前，我家分到了两间土墙瓦房，可家中是一贫如洗。
母亲对妹妹特别的溺爱，每餐吃饭时，总是让妹妹先吃。父亲不知说过多少次，不能这样惯孩子。可母亲就是不听，还和父亲吵嘴，说父亲不心疼姑娘。渐渐地，妹妹的性格发生了变化，只要达不到她的要求，就倒地放赖。久而久之，后脑摔坏了，得了癫痫。妹妹八岁时，一天傍晚，母亲到菜地摘菜去了。妹妹找母亲，走到河边时癫痫病发了作，倒在了河里，淹死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奶奶、父亲、我和弟弟摸着妹妹冰凉的遗体，流着泪一遍一遍地呼唤她的名字，再也叫不醒了！第二天早上，村上人帮忙，用了几块木板，钉了个小棺材，把妹妹抬到了离家很远的一片烂草地里埋了。
弟弟读四年级时，一次作业没有完成好，老师掐了弟弟的耳朵。放学后，弟弟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跑到学校与老师大吵了一架。父亲知道后，到学校向老师陪了理，可弟弟就是不想上学了。父亲再三地叫弟弟上学，可母亲却说：人家不读书，还不是照样吃饭！从此，父亲上山砍柴时，又多了个小砍柴人。有时，弟弟也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山砍柴，捡拾松毛。
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往前过，奶奶年纪大了，仍然包着家务活。母亲依然是天天在生产队里做事。有时母亲中午放工回来，奶奶午饭还没有做好，她就饿着肚子又去抢着做下午的工。父亲依然是以场为家。年年摘不掉超支户的帽子，加之失女之痛。父母吵嘴的次数是越来越多，有时母亲和奶奶也吵。他们一吵嘴我就担惊受怕。梦中的我，常梦见他们吵嘴，梦醒时身上出一身的冷汗。奶奶总是忍着不做声，父亲常常是被气得直咬牙。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吵嘴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嫁给你，没有享一天的褔，住的是茅草屋，人还是个二婚头！”记得有一年秋天的时候，父亲下晚班回来，包一放下，洗了个脚就下到缸里踩腌白菜，踩得是满头汗直滴，我用大碗到了一碗冷水递给父亲喝，母亲又唠叨起来：“人家是成双成对地在田里做事，我们家有男人跟没男人一样。”父亲气得一口把碗咬了个缺口，那晚父亲没有吃饭……
在母亲的意识中，单位上班的人肯定比在农村做事的人舒坦。不然，怎么不愿回农村呢。所以，母亲始终不理解父亲。实际上，父亲上班也累，鱼苗场每天下塘拉网都是重体力的活，脏活累活又总是抢着干。父亲有时累狠了，偶尔也会到小店里打二两最廉价的、用山芋干酿造的白酒喝，用以解乏。父亲在生活上十分的节俭，常年穿着一身洗的发白的工作服。在食堂打饭时，明明想吃四两饭，可当把碗伸进窗口时，却只打三两，总想多省点粮票贴补家里。
一九七六年，文革终于结束了。也就是在那一年，经过多年努力的父亲，成了一名中共党员。他在日记中写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了，我更要加倍地努力学习与工作！也就是在那一年，母亲听别人说，火灾分房时，大伯把奶奶算在了他的名下，所以大伯家分到了三间房。母亲气不过，与奶奶大吵了一架，奶奶含泪并不舍地搬出了家，住到了大伯那里。我一边拉着奶奶，一边哭着向母亲求情，可母亲就是不松口。那晚，父亲回来时，见七十多岁与之相依为命的奶奶走了，眼见自己想把奶奶养老送终的愿望破灭了。压抑了十几年的心火，终于爆发了，我吓得全身直抖。可最终，还是以父亲的妥协而告终。我知道，奶奶不怪父亲，她知道她儿子的艰难和心中的苦。之后，每个礼拜我从学校回家，书包一放就去看奶奶。帮奶奶泡脚，剪脚鸡眼，是我每周必做的功课。奶奶告诉我：要好好地读书，臭泥鳅也会遇见饿老鸦。并说，若我长大后受苦，她百老归山后就把我带走。我知道，奶奶最放心不下的是——她的残疾孙子。
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学制由原来的春季招生改成了秋季。所以，我初三多读了半年，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毕业。升学考试前，父亲对我说，若考上就继续读，若考不上就去学裁缝，学一门手艺，自己养活自己。我默默地点着头。成绩出来后，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两年的高中生活很快过去了。高考前，老师对我说，像我这种情况，体检过不了关。事实果真如此。当年八月底，经人介绍，我到了我们县最偏僻的一所山村初中，当了一名民办教师。那个时候，农村学校教师急缺，民办教师的工资只有二十八块钱，另加五块钱的副食品补贴。工资低，许多人不愿意干这个行当。
我们这里是一九八0年春开始学习凤阳小岗经验的，按人口划分了责任田，包产到户。 “超支户”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我家分到了三亩多田地，从播种到收割，村民互助。当年稻子长得特别地好，家家户户大丰收。秋天，公粮交好后，家里还余近三千斤粮食。全家人喜得不得了，再也不愁饿肚子了。从那以后，每到过年时，家家杀猪、做米糖就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
一九八三年，我又参加了一次招考，成绩排在全县第二名。体检时，当主检医生写下“不合格”三个字时，我坐在楼梯道上哭了。教育局里一位腿有点残疾的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不哭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开学后，我到了学校，学校的领导以为我录取走了，没有安排我的课程。就这样，我回到了家里。当时，我责怪父亲，说父亲没有本事，在外工作几十年，找不到人帮忙开后门。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幼稚。
回家后，打听到一位江北来的裁缝师傅正在办缝纫速成班，我就去学了。师傅教的都是一些最基础的裁剪和缝纫知识，实际上，那些知识，不用跟师傅学，在家自己看看缝纫书就能知会。学了一个月，师傅见我悟性好，学得快，就问我读了多少书。我告诉师傅说，我是高中毕业，当过老师。师傅说，除我外，在他的徒弟中，没有一位有我这么高学历的。于是就邀我与他一道办班。之后，我协助师傅共同办了一期。
那年腊月，雪下得特别大。奶奶生病了，饭也吃不进，一连十几天不见好，请了医生来诊治，医生说情况不妙，大伯就安排小辈值班守夜。腊月二十八的夜里，奶奶轻声说，她想吃菠菜，我就拿起手电筒，拄着拐杖到菜地里，扒开雪，挖了两颗菠菜回来，用开水烫了烫，喂给她吃，奶奶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吞下两片叶子。我把脸贴在她的耳边，听她断断续续地交待：若是除夕那天走了，不要做声，用被子蒙着，省的家人过不好年，等过了三天年后在通知他人。我流着泪，点点头。我可亲可敬的奶奶！在生命的最后时日，还怕惊扰了她的后人。正月初三，叔叔赶回了老家，当晚陪奶奶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奶奶走了，享年八十四岁。
大伯是个能干人，有七个儿女，近几年在外做包工头，挣了一些钱，是个万元户，村上人称他叫“万老头。”奶奶的葬礼全由大伯操持。他请了一班人吹喇叭、唱孝歌，鞭炮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所有后人全部批长孝。奶奶的遗体在家里放了四天三夜，出殡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行。奶奶与爷爷合葬在一起，大伯特地叫人把坟头堆得又高又大，好让受了一辈子苦难的两老，静静地听着西津河里的流水声，保佑着他们的后人不再受磨难。
一天傍晚，我正在吃晚饭。一位戴眼镜的长者来到我家，自我介绍说：他是一所农村初中的校长，学校缺教师，到教育局人秘股要人，人秘股领导说没有人可安排，现在缺的就是教师，并向他推荐了我，一路问了许多人才找到我家，看看我能不能到他那里去当教师。老校长诚恳的邀请，我没有拒决。父亲见我又到另一所学校当民师去了，就要求办理退休，叫弟弟顶职上班，可弟弟还没有上几天就跑回来了，他吃不下那种苦。
我认真备课、上课，对学生严格要求，课后加强辅导。在期末统考中，我教的学生成绩在全学区第一名，取得了该校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老校长高兴的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多次表扬我，并亲自做媒，介绍了一位顶职来校工作的姑娘与我处了对象。
一九八五年我结婚了。婚期是父亲定的：二月二，龙抬头！父亲邀请了所有亲朋好友来喝了喜酒，当晚还放了两场电影。那天，我是第一次看见父亲喝醉了酒，而且是醉的一塌糊涂。也就在那一年，我的儿子出生了。儿子满月酒时，他又喝醉了。父亲说：接媳妇添孙子，一年双喜，是人都会醉啊！
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县里召开表彰大会，因我教学成绩优秀，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受邀在 台上就座，这是我一生的荣耀。我辅导的学生，在省级竞赛中连续两年获一等奖，由于我全身心地扑在教学上，每学期期末统考，成绩都是第一名，县电视台还作了专题报道。学校在老校长的带领下，全体师生共同努力，硬是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初中，打造成了全县的优质校，有些城里的孩子还要求到我们学校就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被破格转正了。回家迁户口的那天晚上，父亲主动跟我说：我俩今晚好好喝一杯，就是又醉了，也是高兴的！
我工作与学习两不松懈。八八年我考取了教育学院，带薪脱产进修学习，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在大学读书期间我担任班长，毕业后回到学校，当了教导主任。九二年，因教学教研成绩突出，教育局把我调到了县城里的一所中学任教，担任教研处主任还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现在的我，是高级教师、县里的拔尖人才。每取得点点进步，我都会在心中默默地告知九泉之下的亲人……
家里的日子渐渐地好了起来。可习惯了精打细算的父母，从不大手大脚地花钱。父亲依然是喝着最廉价的酒，每天一餐，不超过二两。剩菜剩饭从不舍得倒掉，留着下餐再吃。我每次回家，都叮嘱他们，不要过分地俭省，不要亏待自己的身体，可他们不听，总是说，要集谷防饥。那知，他们在心中又有了新的打算——
一九八六年，父母在原茅草屋的地方建了三间正房、三间厨房，还配套建了猪栏、厕所、杂物间，全部是砖瓦房。在房屋的四周，围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内用水泥铺了晒场并挖了鱼塘，栽了果树。每天，父亲总是早早地起床，到河边割一些青草或寻一些漂浮性水生植物回来喂鱼。然后，手捧着茶杯、蹬在塘边，看那与之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鱼儿在水中嬉戏，跳跃。
一九九四年，弟弟要单独建楼房。父母自是高兴，整日忙前忙后。一天，父亲在帮忙搬砖时，突然吐了一口血，吃饭时吞咽有哽的现象。母亲跑到学校，告诉我。第二天，我就把父亲带到县医院，找放射科主任做了食管钡餐造影，结果是食道癌中晚期，最长只有一年的生存期。我拿着造影片，双眼紧紧地盯着父亲，望了很久很久，一句话说不出来。我不能失去我的父亲，我一定要想办法。于是我噙着泪水，找到医院院长，看看有没有办法来救我那——从小就受尽苦难的父亲。院长答复说：县医院没有办法，只有到大医院去看看。我马上向领导请了假，安排好学校里的工作，便把父亲带到皖南最好的医院——芜湖弋矶山医院胸外科。托同事和学生家长帮忙，找到外科主任帮父亲做了开胸切除术。一月后，父亲回家了，整个人瘦的脱了型。在母亲精心的调理下，三个月后，父亲渐渐地可以下地走路了。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重事不能做了，家中里里外外的卫生他全包。还义务担任了我们村里的电费收费员。不论哪家，只要有事，他总是主动去帮忙。村里的人常对我说：你父亲是个大好人！一九九九年夏天，父亲右脸部莫名的出现了个小包块，我问他是怎么搞得？他说，可能是蚊子叮的，自己买点药膏擦擦就会好的，并叫我不用担心，安心教书。入冬后，母亲告诉我，说父亲身上痛。我赶忙把父亲搞到医院，找了位我熟悉的医生帮忙，做了全面的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偷偷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部，再也没有办法了。我长叹了一口气，擦干眼泪，办了住院。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就吵着要回家，我劝他多住几天，怎么说他也不听，叫我不要花冤枉钱，回家用小单方治。我心里知道，父亲的时日不多了。每个星期，我都去医院开一些止痛的丸子带回家，每每见到父亲，总见他紧锁眉头，可他却对我说，不要紧的，就是有点痛，吃几颗丸子就好些了。
父亲日渐消瘦，常靠在椅子上向门外长久地张望着，眼光中含有许多的不舍。除夕那天，全家人强打笑颜，贴对联、放炮竹，陪他过了最后一个年。吃好年夜饭，他坐在椅子上把孙子揽在怀中，慢慢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塞进孙子的小荷包后就上床睡了。在往常，父亲都是守岁到新年的钟声响起，出好天星之后才睡觉的。
院子里，父亲种的花已悄悄地吐出了花蕾。可他再也不能为它们除草施肥了。父亲倒床了，他双手按在肝区轻声地哼着。有时自言自语地说：“妈呀，我是你最孝顺的儿子，把我带走吧。”我知道他疼痛难忍。于是，就到卫生局开了证明，买来杜冷丁给他注射，一开始用药时还能止痛半天，时间一长就不管用了。我又买来吗啡，化成水喂他。我知道，这些都挽回不了他的生命，但作为儿子的我，总想为他减轻一些痛苦。父亲已骨瘦如柴，日夜呻吟不止。时不时地叫着 “妈呀，快带我走！” 每每听到父亲痛苦的叫声，我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四月二十七号晚，我睡在父亲旁边，又听见他叫了一声“妈，快快把我带走！”父亲已肝昏迷，汤水不进了。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的好像看见父亲匆匆地跨出了家门。我知道不好，起床后，看了看父亲，父亲还在。我帮忙掖好被子，赶忙回到学校，准备调整以下课程。刚到学校，电话来了。我的父亲走了……
回到家，父亲的遗体已安放在堂屋正中，我摸着父亲的脸大声地痛哭起来，帮忙的人一边劝我，一边把我拖开。我请了两班乐队，为我那吃了一辈子苦的父亲吹奏着，低沉的哀曲如泣如诉地替我诉说着父亲的点点滴滴。向奶奶去世时一样，父亲的遗体在家里也放了四天三夜，五月一日，我安排了十三辆小车把父亲的遗体送到殡仪馆火化。当帮忙的人把写有：“父亲仙逝，吾辈皆哀，现将先父生辰、逝世、逢七、百日日期系列如下，以示纪念！”的白纸贴在墙上时，我的心就像掉了一样，我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父亲的骨灰安葬在离爷爷奶奶不远的地方。我的父亲——他最终又回到了他父母的身旁，与那生生不息的西津河相伴。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人生如梦。我也已近六旬。以前，每年的清明节我都带着我的儿子到坟前祭奠。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实施在网上寄托哀思。因此，写成此文，当作纸钱，遥寄给我的父亲及我逝去的亲人们。
二0二0年四月清明时节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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