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日本与印度关系走近的进程中,有一个印度人的名字经常被两国领导人提起。2007年安倍第一次上台后访问印度时,曾专程前往看望此人的后人,第二次上台访问印度时,在公开演讲中再次感谢了此人的“仗义执言”。而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时投桃报李,称此人的名字和事迹值得两国铭记。
令日印两国领导人如此念兹在兹的人物,就是曾经参与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他的“主要功绩”,是在东京审判中特立独行,极力主张日本的全体甲级战犯都应无罪开释。
如此奇葩的故事,发生在1946年。在筹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为了突出自己的战争贡献,英国人耍了个心眼,提出主审法官除了战胜国的代表外,还应该加入受日本侵略区域的殖民地国家的法官。此项提议的本意当然是因为远东殖民地数英国的多,提案被采纳后,英国在远东最大的殖民地印度,意外地获得了提名一名法官的资格。
在二战期间,由于战力有限,日军的魔爪并未染指印度,日印之间几乎只是在名义上进行了宣战。按说这个背景应该让参与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显得很“打酱油”,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印度此次派去的法官帕尔在会议上的表现却出奇地“抢镜”。
1946年5月,帕尔首次出现在法庭上时,就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落座之前,他面向被告方向双手合十,静静地行了一礼。从此之后,帕尔法官就在东京审判中坚持对日本战犯的无罪主张。
在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对判决表示了不同意见,其中4名法官对个别案例的量刑提出异议,只有帕尔坚持日本战犯“全员无罪论”。帕尔主张日本全体战犯应判无罪的理由有三:
首先,帕尔认为,远东国际法庭既然是法庭,法官就必须立场中立,但国际法庭的法官团实则是一个由各战胜国组成的“代表团”。帕尔说,这种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公正性是可疑的。
其次,帕尔认为,远东国际法庭多采用第二、第三手证据,换言之,就是受害者、证人的证词和笔录,而这些证据在英美法系中是无法独立论罪的。他指责法庭,“我们是在对激动的或有偏见的目击者所作的证词进行总结。”因此,他对法庭论罪的基础提出质疑。
第三,也是帕尔最为强调的,他认为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法律依据不可靠。远东国际法庭是依照1946年战胜国签署的《东京宪章》进行审判的,帕尔就揪住这一点,认为这是典型的“事后立法”,而事后立法从法理学上讲是不能追诉前罪的。
这些意见后来被搜集整理,成为二战后第一份系统性为日本军国主义叫屈的文件——《帕尔意见书》。作为上述观点的提出者,帕尔大约是整个二战后第一个提出“日本无罪论”的人,他的观点虽然在我们看来荒诞不经,但却在日后获得很多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吹捧,同时为他们寻找“战争无罪论”创造了“法理依据”。正因如此,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把帕尔的雕像请进了靖国神社,为他修筑了“帕尔显彰碑”,并称之为“世纪伟人”,帕尔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个因为战后行为被请进靖国神社的外国人。
从法理的角度说,帕尔在论证中貌似一个严谨而机械的法律主义者,但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又在主观上灵活选择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剥开帕尔“掉书袋”气质的外表,回溯他审判时双手合十的一拜,我们不难猜测,他之所以愿意为甲级战犯叫屈,其实是因为从心底对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军心怀同情甚至“敬意”。而这种错置的“敬意”,在当时印度甚至整个东南亚都大有市场。
要弄懂帕尔这样的远东民族主义精英为何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心态复杂,首先必须理解二战前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二战以前的整个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其实是一片白人殖民者的乐园,英法荷葡等国瓜分了这片物产丰饶、人口众多的土地。而对于被殖民的当地人民来说,挟着坚船利炮而来的白人老爷宛如天神,争取民族独立似乎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转折发生在1941年12月,日本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名,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仅用半年时间,日军就打败英国、荷兰、美国等西方殖民者,攻陷缅甸、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印尼)和菲律宾等地,加上战前已实际控制的泰国与法属印度支那,日本成功占领了面积386万平方公里、人口1.5亿的东南亚。
日本在东南亚的急进,首先是一场观念的颠覆。英国学者在《被忘记的军队——英属亚洲的陷落》一书中写道,“随着战争吞没了这些东南亚的飞地,殖民社会也随之被击败了、杀死了、捕获了。这打破了欧洲控制的神话,改变了本地人看待自身的方式。日本随之而来的占领又激发了当地根深蒂固的反抗文化,塑造了战后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新加坡前内阁资政李光耀承认,“自日本占领之后,我知道新加坡不愿意再受外国统治了。”
日本对于西方远东殖民地的“乱入”,对整个亚洲民族独立的进程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以帕尔的祖国印度为例,太平洋战争开始前,以甘地、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国大党正在与英殖民者进行斗争。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印度虽然未直接遭受攻击,但日军的凌厉攻势,让英国人不得不考虑对独立运动领袖们做出适当的妥协。最终英方与印度国大党达成协议,承诺在印度配合英国打赢二战后允许印度独立。这才有了1948年被称为“英王皇冠上的明珠”的印度的独立事件。按照尼赫鲁本人的说法:“日本的威胁让印度的独立至少提前了20年。”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对于间接“帮助”过自己的日本人,很难说得上有什么恶感。
未直接遭到侵略的印度是如此,在日本曾占领的东南亚国家,情况则更为复杂。占领初期,日本在这些地区采用不同的统治政策。对于泰国与法属印度支那,日本保留其原有政治体制,实行间接控制；对于菲律宾、缅甸等,给予名义上的独立和一定的自治权,使之成为“大东亚共荣圈”下的“同盟国”；其余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等地区,则由日本设军政府,直接统治。应当说,无论哪种统治方式,日本摧毁原有殖民当局后,更多当地人获得参政机会。如东印度群岛的中央议会主席是后来的“独立之父”苏加诺,其全部43名议员中,有41名是印尼裔,而在荷兰统治时期,印尼裔议员只占议会人数的一半。
到了战争后期,随着日本的节节败退,日本驻东南亚当局开始有意武装当地人,并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甚至在战败后将自己的武器成批地移交给当地独立运动武装。此举本意虽然是为了尽可能阻遏盟军的进攻步伐,但接受武装和训练的东南亚军队中,却出现了一批独立运动领袖,比如缅甸国父、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当时就曾当过亲日政府的国防军总司令、国防部长。菲律宾首任总统罗哈斯同样有与日军合作的历史。日本扶持的所谓“自由印度”领导人鲍斯的头像,至今被挂在印度国会议事堂上,与甘地、尼赫鲁并列。
东南亚独立运动继太平洋战争后而起的这一事实,极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东南亚的独立是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延续,这种认识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很有市场。泰国前首相弗拉蓬德就曾公开放言:“多亏了日本,才使亚洲各国全部成功地独立了。日本这个妈妈由于难产损伤了母体,不过,她生产出来的孩子们如今都健康茁壮地成长着。今天,东南亚人民能和美英各国站在一起平等地对话,到底是谁的功劳?那是日本妈妈为我们杀身成仁,自我牺牲的结果。”这种露骨而肉麻的表白,虽然不是所有东南亚国家政治精英都曾做过,但到底有多少人抱有这种认识,实在很难说。
与中韩等国对日本的殖民侵略满怀仇恨不同,东南亚不少国家对日本的侵略似乎确实抱有“感恩之情”。不过,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不难看到,这份“感恩”,实则是一个荒唐的误会,日本进军东南亚,甚至试图染指印度,无论宣传上有多么好听,其真实目的无非是攫取当地资源,实现其更大的侵略野心。为了以最大限度补充其战争需求,日本在东南亚的统治,甚至比白人统治者更为残暴。有资料统计,日军在东南亚用所谓“勤劳奉仕”的名义强征劳工,仅为建泰缅铁路,就有10万亚洲劳工、1.6万名盟军战俘死于非命。另有统计显示,在日本占领期间,有数十万印尼人被征发,随日军到缅甸等地作战,其中90%死在了战场。在累累白骨的映衬下,所谓的“大东亚共存共荣”不过是一个一戳即穿的谎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昱
（壹点号 假装在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