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没有人有错，如果非要说有人有错的话，那一定是要早早带走年轻病人的死神。
来源：“最后一支多巴胺”微信公众号作者：最后一支多巴胺
凌晨三点的急诊，从不停歇的人生。
这个故事压在我心底很久了，我却不愿轻易将它拿出来。因为每次想到这个病人，我便想起了她的微笑，便想起了她最终没有被满足的要求。
有人说死亡是悲哀的，我却想说有时候死亡也是值得被祝福的。
有人说为什么又要旧事重提，因为我最近又遇见了相似的不幸。
就像这个被我尘封在心底多年的病人一样，她的死亡，我却要替她感到高兴。
每个人的一生，或许注定都是悲剧。
第一次相见，她戴着个五彩斑斓的帽子
那天夜里很冷，冷到有点不像夏天的样子。
凌晨两点钟左右，我正站在办公桌前同其他病人家属沟通着，说着一些人命关天的事情。
有一个病人被护士用轮椅推进了急诊抢救室，坐在轮椅上的病人立刻便引起了我的注意。
引起我注意，不仅是因为病人随着急促呼吸而起伏的胸廓，更是因为她头顶上戴着一个五彩斑斓的帽子。
这个帽子我曾在手术室中见过，通常它会带在手术室护士和麻醉师们的头上。
可能会有一些缺乏医院经历的人们不会理解，医生护士戴着的不都是白色帽子吗？其实这些白色帽子早已经是老古董了，只是多巴胺刚上大学时发过的标准配置罢了。
现在医院里，尤其是手术室和儿科，为了缓解病人们焦虑的心情，为了能让病人有更好的就医体验，医生护士们的帽子早已经换成了五颜六色的印有可爱图案的制式了。
虽然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但经验告诉我这位坐在轮椅上的病人病情不轻。
图源：pixabay
“不会是本院的同事吧？”我一边在心里犯着嘀咕，一边来到了病人的床前。
看着端坐在病床上的病人，我微笑着问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病人只是对我笑了笑，并没有说一个字出来。
护士正在忙着为病人接上氧气，病人看了看我后又微笑着低下了头。
我知道她并不是不愿意搭理我，只是已经不能够说出一句话来了。
实际工作中，在急诊抢救室里经常会遇见这样的病人，尤其是那些严重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和急性左心衰的病人们，他们会因为气喘到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往往预示着病人的病情将非常严重。
一位约四十岁左右的女性家属正在翻着包，她接过话回答：“这里有上个月的出院小结，我拿给你看看。”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快半个月了吧，这两天比较严重，今天晚上更加严重了，躺不下了，所以才送到医院里来。”
这位女性家属简单介绍了病人的情况后，又给了我一份她的出院小结，只见上面给出的诊断是：乳腺癌、两肺转移、脊柱转移、腰椎转移……
看着这一行诊断，我明白了这位病人的病情。
病人一定是因为肿瘤肺部转移、肺部感染、胸腔积液等情况才出现了胸闷气喘，说不定还会有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代谢性酸中毒贫血等严重情况的存在。
我不用问也已经知道了，这位深夜被送进急诊抢救室里的病人为什么会戴着一顶彩色的帽子了，或许是因为化疗、放疗掉光了头发。
毕竟，这样的病人并非少数。
说实话，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我甚至对此已经麻木了。
但是，面对眼前这位气喘吁吁到只能微笑不能言语的病人，我内心依旧有些震惊，毕竟她才年仅33岁。
查体后，我将这位深夜送病人来医院的家属悄悄拉到了门外：“你是她什么人？”
原来这位看上去比病人年龄稍长一些的家属正是病人的姐姐，她的亲姐姐。
病人三年前便已离婚，没有子女，16个月前被发现患有乳腺癌，后在外院经历过数次治疗。
“父母呢？怎么只有你一个人？”病人的情况很严重，却为什么只有一个女性家属呢？
我只是随口一问，却没想到家属的话竟让我接不下去了：“父母早死了，我老公要在家带孩子，我只能一个人带她来医院了。”
“那她对自己的病情了解吗？”我又问道，毕竟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癌症病人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
“知道，她什么都知道，她自己签字。”
我还没有提出要签字的要求，病人姐姐自己便已经说了出来，看来多次住院的经历已经让这对姐妹了解了医疗上的一些流程。
吸氧后，病人稍稍缓解了一些，但依旧只能半卧位躺在床上费劲呼吸着。
病人非常消瘦，可以清晰看见每一根肋骨，体格检查时听诊器甚至只能横搁在两根肋骨之上。极低的呼吸音，明显增宽的肋间隙无一不在提醒着病人胸腔和肺脏正在经历着生死挣扎。
稍缓解后的病人终于能够说上简单的话了，但她一开口就说了一句让我措手不及的话：“我快要死了吧？”
这句话让我不由自主转过头去看了看极度消瘦的她，她的眼睛要显得更大一些，而这双眼正在盯着我，似乎在等着我的回答。
我给不了她任何回答，因为我终究不能当着病人和家属的面，将那个大家都知道的答案说出来。
我能做的只是缓解病人的痛苦，只是尽量去鼓励她。
我赶紧扭过头去故作严厉地回答道：“你想的太多了吧，哪能那么容易就死了！”
病人并没有再说下去，姐姐也并没有开口，查体后我也沉默着离开了。
第二天，阳光刚照进急诊抢救室，还没有到交接班的时候，病人的姐夫便赶了过来。
他们带着已经有所缓解的病人离开了医院，就像大多数危重病人一样，一旦离开，可能再也不会同我相见了。
第二次相见，她拒绝了输液之外的任何抢救
大概半个月之后，又似乎并没有半个月那么长久，我在急诊抢救室里再次遇见了她。
这一次病人同样因为胸闷气喘加重被姐姐送进了医院，不同的是病人比上次更加虚弱、更加危重了。
她还是戴着那顶花帽子低着头坐在了床上，心电监护上的生命体征要比上一次响得更加猛烈了。
“上一次抽了胸水之后好了四五天，很快就又不行了。”姐姐一边替病人整理了鼻腔内的吸氧管，一边向我介绍着病情。
对于癌症病人，特别像这样有着肺脏转移和胸膜转移的病人，反复的胸腔积液是在所难免的。
“没有办法，这是根治不了的，难免会越来越多。”我回答了病人姐姐的话。
事实上，此刻的病人已经危在旦夕，严重的缺氧已经让她口唇紫绀。
如果我眼前躺着的这位年轻人不是癌症晚期，如果我知道病人上一次就医已经明确表达过拒绝气管插管等有创治疗的话，我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气管插管的抢救物品了。
“我上一次就已经和你们说了，不可避免要走到现在这一步，要想尽量活命的话，就要保住心跳呼吸，最需要紧急做的便是气管插管……”因为上一次的接触，我知道病人完全了解自己的病情，也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她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没有必要避开她谈话。
姐姐犹豫了一下，话到嘴边却并没有说出来。
病人自己却摇了摇头，又将枯萎的手停在半空中摆了摆。
我知道她的意思，就像上一次在抢救室里的谈话一样，她微笑着对我说：“我要是死了，千万不要给我抢救了，有痛苦有创伤的东西都不要，我巴不得自己早死呢。”
虽然我知道病人的意思，却依旧要再次确认：“你是一个成年人，现在还头脑清醒着，完全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你确定除了输液之外的所有抢救措施都不做吗？”
说实话，这样的谈话内容在急诊抢救室里很常见，但直接对病人自己说这些话却极少。
或许是这样的场景我经历得太少，或许是我的内心还不够强大，当我听见病人的回答后，我总觉得自己太过残忍，自己在终结一条生命的延续。
她
勉强抬起了头，又漏出了微笑：“是的，放心吧。”
“就听她的吧。”站在一边的姐姐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过了一会，我拿来书写好的医疗文书，将病人刚才所说全部写下，放在了她的面前。
“要不要我再给你读一遍？”
同我的谨小慎微、心有不忍相比，病人自己倒显得要更加乐观一些了。
她拿起了笔，又将文书放在了大腿上，开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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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我夜班，那天同样有星无月。
凌晨三点多钟的时候，病人突发了心律失常，出现了胸闷、心慌、气喘的症状。
虽然只是一过性的房颤，短时间内并不会有致死性的可能，但我却隐隐觉得对于病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有什么药能让我好受一点吗？”我站在床头，她坐在病床上。
对于病人来说，哪里会有什么灵丹妙药让她好受一些？
事实上，我和家属都清楚地知道，病人越来越不行了。
但是，我忍不住继续沉默，也不能当作没有听见，只能安慰她：“药还没有起效呢，总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慢慢见效。”
她点了点头，一闪而过的微笑之后便又将头低了下去。
说完，我便又坐回到了几米之外的办公桌之后，将自己隐藏在星光与灯光的交汇处。
这一次没有再胸腔穿刺，只是遵照病人的要求用药对症处理了。
在急诊抢救室度过了30个小时之后，病人便又要求回家了。
她离开急诊抢救室的时候，我并不在，也不知道当时她有没有露出微笑。
但是，我知道她所经历的痛苦就要快结束了。
第三次相见，她终于能够舒服地平躺了下去
又过了半个月，路面上也渐渐出现了苦味的梧桐叶。
夏天即将结束了，秋天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来了！
深夜十点多钟，我被同事喊到了医院。
因为急诊抢救室里突然来了很多危重病人，有些手忙脚乱的同事便将我从家中叫到医院加班帮忙。
刚打开急诊抢救室的电动大门，扑面而来的便是一团忙碌的景象，角落里的16号病床已经被围起了隔帘，自动心肺复苏仪正在发出着规律的声音。
“原来有病人发生了心跳呼吸骤停。”我一边盘算着，一边径直走进了急诊抢救室的最深处。
我只是来加班帮忙的，所以心肺复苏这样重大的抢救还是交给原本在岗上班的同事吧。
我接受了其他几个危重的病人，也并没有去插手同事手上的病人们。
只听见同事说着：“家属说再看看，实在不行的话，一会可能就要放弃了。”
因为我手中的病人都是脓毒性休克、意识障碍、消化道大出血这样的危重且需要争分夺秒的病人，所以对已经上了萨博机的16号病床并没有太多关心。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可以短暂地停歇下来了。
16号病床也早已停止了抢救，同事已向家属宣布了临床死亡，现在需要做的便只是等待殡仪馆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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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号病床是什么情况？”满头大汗的我喝着水询问道。
“就是XXX，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同事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躺在16号病床上的竟然是那个巴不得自己早点死掉、常常对我微笑的她。
我很惊愕，因为病人不止一次地要求拒绝心肺复苏等一切有创抢救，现在怎么又做起了胸外按压呢？
“这个病人不是之前就自己签过字，拒绝一切抢救吗？”我再次向同事询问。
同事同样很无奈：“谁说不是呢，可病人家属要求抢救一会，气管插管，胸外按压一样也没少。”
我没有再说话，我知道了这人世间的无奈，就像我知道病人所经历的痛苦一样。
面对家属的要求，虽然明知道违背病人本人的意愿，甚至明知道是毫无用处的措施，但医生除了满足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事实上，此情此景，大多数时候的抢救都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死者家属的心理缓冲期罢了。
病人没有错，死亡甚至是一种解脱。
家属没有错，毫不抢救的话可能终生难以心安。
医生没有错，职业属性决定治病救人要放在第一位。
没有人有错，如果非要说有人有错的话，那一定是要早早带走年轻病人的死神。
站在16号病床前，透过那没有拉严实的隔帘，我第三次同她相见了。
护士已经替她拔下了所有管路，整理了衣服，擦净了嘴角的分泌物。
现在，她终于能够舒服地平躺下去，而不是端坐在病床上气喘吁吁了。
现在，她再也不会听见这个世界里的谎言了，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除了内心的一丝丝震惊之外，我甚至要为她祝福。
她的愿望终于得到了满足，虽然最终还是要同大多数病人一样丧失掉了最后的尊严。
不知为何，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不再满头大汗，甚至觉得有些冰冷。
她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被送进另一个狭小冰冷黑暗的空间里去。
她没有再微笑，更加没有向任何人道别，因为她着急赶往一个全新的世界。
而我呢？
在完成自己加班的任务后，又要趁着这有星无月的深夜走往日复一日的急诊抢救室了。
责编 | 苏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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