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萝卜头牺牲的时候才8岁半，牺牲于重庆歌乐山。那时候，他已在狱中生活了7年多，距离新中国成立只有24天。
他和他的父母还有很多革命者一样，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和重庆解放。
小萝卜头，大名宋振中，是参与西安事变、起草《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逼蒋抗日的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的小儿子。自1941年被捕入狱后，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当时仅8个月大的宋振中，辗转重庆、贵州的监狱、集中营，一囚就是近8年。
11封家书和1份登在报纸上的唁电，就是此后父母和其他6个子女唯一的联系。兄弟姐妹分散在各地长大，甚至有的从未见过面，直到1963年重聚。之后他们寻访父母旧友、狱友，在史料和回忆录中寻迹，试图拼凑起父母和幼弟的最后8年。
重庆歌乐山白公馆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小萝卜头曾握着半截铅笔在家书的背面写下过“哥哥，姐姐”，也曾用细瘦的小手紧握住牢房的铁窗，踮着脚看向远方的群山，还在各个牢房间传递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消息和情报。
大哥宋振华把他们的牺牲记在了心里也背负在了身上，他无数次拿起父母和弟弟的照片，将从老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再讲给后人们听，一讲就是几十年。今年“七一”前夕，在河南郑州宋振华的家中，他摩挲着父母、幼弟的照片，再一次向新京报记者讲述起了这段历史。
今年已88岁高龄的宋振华，最珍惜的一份荣誉是建党百年时刚刚获得的“光荣在党50年”奖章，他把它放在客厅显眼的位置，展示给记者看时小心翼翼地拿起，佩戴时一定要换上板正的衬衣，将奖章带服服帖帖地掖在领后。
“父母是党员，当年却不能公开身份，我们长大懂事后，也励志了一定要入党。”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传承。
2021年9月6日是小萝卜头牺牲72周年的日子，70多年过去了，一代一代的孩子还记得，中国有个年纪最小的烈士，他叫小萝卜头，大名宋振中。他的雕像上系满了红领巾。
7月3日，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小萝卜头的雕像上系着红领巾，附近摆着悼念的鲜花。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最后的团聚
挂着“膏药旗”的轰炸机在头顶盘旋，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响起，人们奔走呼号着冲向防空洞。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西安，频繁遭遇日军的狂轰滥炸。
在宋家长子宋振华的记忆中，“跑警报”时来不及带太多东西，一人拿点儿吃的和一两件衣服，大人拉扯着大孩子，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小孩子，一跑就是三五里地。回来时，看到的街道满目疮痍，被炸毁的民宅成了一片废墟，人们扒开泥墙瓦砾一遍又一遍喊着亲人的名字，弹坑像凹凸的伤疤一样无法抹平……
后来再“跑警报”时，母亲的怀里多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1941年春，小萝卜头出生在西安，小名森森，上面有6个兄姐，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宋振华保留的幼弟的照片，也是小萝卜头留给世人唯一一张照片。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外面虽然战火连天，却也是宋振华最难忘的全家团聚的日子。父亲宋绮云当时是《西北文化日报》社长，随身有警卫员，还雇了奶妈照料孩子。宋振华7岁以前的生活，顿顿有肉，“哪怕主材只是普通的大白菜，盘子里也至少有两三片大肉，肥的，带皮。”
年幼的宋振华并不十分清楚父母的身份，但他回忆，那时候已经对父亲“干革命”有了认识。
六七岁时，宋振华被安排在家里开的饭馆外“放风”，父亲告诉他，如果看到陌生人在周围反复转悠，就要立即回去告诉大人。“有一次看到一个戴墨镜、穿长袍的人靠近，感觉不太对，我跑回去和父亲说有‘坏人’，可没过多久那人就到了父亲面前，大人们都笑，和我说那是‘自己人’。”
这家饭馆是党的地下联络站，是掩护杨虎城部与红军联络的“交通线”。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率领的十七路军正式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由此还打通了一条“红色交通线”，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红军需要的医药、报刊、武器等物资，都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运往根据地，而且从未暴露过。八路军在西安建立办事处后，这条暗线还在运作。红四方面军得以借此机会发展壮大，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成为确保红军长征会师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促成杨虎城签订这份联共协议的人之一就是宋绮云。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曾是中共江苏邳县县委书记，也是以组织身份加入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者”。
“父亲每次一回家，用不了多久，家里就会来很多人，凑在一起开会，秘密地聊些什么。”几个人以打麻将为掩护，一旦有陌生人靠近，麻将桌上立马噼啪作响，宋振华不明所以，倒是站在跟前学会了不少打牌技艺。直到现在，这位89岁的老人仍能模仿父亲和叔叔们当时搓牌的动作，“扳倒和”，他笑着说，“个头刚比桌子高的时候，就知道了这种地道玩儿法。”
救国大事就在这张牌桌上谋划着。但暗流涌动，看不见的危险悄然靠近。
童年时期的宋振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被捕与分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发动“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同时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全市报刊停刊，只有《西北文化日报》出了号外，身为社长的宋绮云带领全社员工走上街头，散发报纸。实际上，宋绮云还是《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起草人，他的党内身份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委员，自1935年以来策划过几次游行和集会，掀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此事表面上暂时平息，但宋绮云实则一直处在险境中。
宋振华后来听说，那时候杨虎城建议父亲出国留学，但他没有走。1937年初杨虎城被迫出国，第十七路军归编第四集团军，宋绮云成为少将参议，在部队里办干部培训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和政策。宋振华印象中，父亲自那时起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1941年9月被捕。
那日，宋琦云被一封“家有急事速回”的电报从山西前线诓骗回家，到家后察觉情况不对，立刻想要离开。“父亲没吃没喝走了一天一夜才到家，母亲说‘我给你做口饭，吃了你再走。’抱着森森就出了门。”接着，宋振华眼看着两个陌生男人进了自家院门，父亲被这两个人一左一右夹着带了出去。
这是个至今回想起来仍会让宋振华觉得沉痛的场景，“父亲不像过往送客的样子，神情很严肃，胳膊好像被俩人夹着，我一看，他脚上怎么还穿着拖鞋呢，就跑进屋里把鞋提溜出来让他换上。”
父亲被带出院门时，母亲也抱着森森回来了，她没有说话，目送着宋绮云被带上马车离开。
宋绮云、徐林侠和孩子们的合影，照片中徐林侠抱着的孩子为宋振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宋家就此开始变得“动荡”。当时，他们已经举家搬到了距西安城二三十公里的蒲阳村，7个孩子中，宋振华的大姐和三姐之前就被送回了江苏老家，只剩下二姐和一双弟妹，以及还没断奶的森森。
徐林侠几乎每日都抱着森森往西安城里打探丈夫的消息。她和宋绮云相识于1928年，此后13年间辗转江苏、陕西，是最亲密的夫妻，也是并肩作战的“同志”。
也正因此，当两个月后，有人传话称“宋社长要去重庆，要你带几件衣服给他送过去”的时候，徐林侠明知可能是圈套，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我得去救你们的爸爸。”宋振华当时还读不懂母亲眼中的决绝，只记得她说，“就算是火坑我也要跳一下。”
临别前夜，徐林侠坐在灯下，一件一件地叠好孩子们的衣服，又一一叮嘱孩子，“母亲对我说，‘你是长子，一定要听话懂事’，又和我二姐说，‘你最大，要照顾好弟弟妹妹’。那天大家都睡得很晚，母亲一直看着我们。”
第二天，分别时，孩子们轮流抱了抱8个月大的森森，目送着母亲怀抱弟弟越走越远。“那时候我隐约知道，这次母亲大概会离开得久一些。”
当年最大不过12岁的一群孩子，接连和父母离别，懵懂中还不知，这便是永别。从此后，关于父母和幼弟的种种遭遇，只能从别人七零八落的讲述中拼凑了。
6月29日，宋振华在郑州家中拿出父母和弟弟的照片，回忆当年的故事。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家书与唁电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初识时，森森和妈妈一起被关在一间看不见阳光的潮湿的黑屋子里。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
这是《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在回忆录里写下的。韩子栋是早期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地下党员，1936年因叛徒出卖被秘密逮捕，先后被关押在包括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的11所监狱中。1947年8月，常年“装疯卖傻”让监狱看守掉以轻心的他从白公馆脱逃，成为唯一一个从重庆越狱成功的革命者。
随着《红岩》的出版，“小萝卜头”和江姐、许云峰、华子良等中共地下革命者的名字一同出现在公众视野。
今年86岁的李碧涛，是小萝卜头在重庆白公馆的见证人中唯一还健在的。她回忆，第一次见森森是在1947年10月，当时她只有12岁，和父母一起被捕，是森森主动和她搭话，安慰她，“姐姐，你不要难过。”
在同一间女牢房里，关着包括她和母亲，森森与徐林侠在内的5对母子（女），牢房阴暗封闭，霉味、尿腥味，熏得人呼吸困难。吃食都是发霉、发臭的，“有拌着老鼠屎的米饭，早上会给一点儿咸菜，中午有少量菜叶子，晚上什么都没有。”李碧涛形容，“绝对不会把你饿死，但也肯定吃不饱。”
森森就在类似的环境下从8个月长到了8岁。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他个头矮小、身形瘦弱，细小的四肢衬得脑袋看上去格外大，因此被叫做“小萝卜头”。
1947年，父母被捕6年后，宋振华他们第一次收到父母来信，兄弟姐妹4人加上表哥和堂兄特意到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照片中下排中间为宋振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在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带着森森辗转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的几年里，剩下的6个孩子也在各自艰难地活着。
父母走后，留在西安的4个孩子几乎陷入了绝境，“粮食都已经不够吃了。”宋振华回忆。两个月后，党组织秘密关照，派他们的表哥和堂兄从江苏赶到西安照顾，还陆续安排他们上了学。而在老家的宋振华的大姐和三姐，境遇也十分坎坷。姐妹俩轮流跟着亲戚过活，还曾给地主家当过丫头，遭遇毒打抛弃后又被尼姑收留。
当时，宋振华只知道父母“被关起来了”，生死未知，姐姐们的遭遇也是多年后再见面时才得知。“活下去。为父母报仇。”是宋振华唯一的念头。
被捕6年后，宋振华第一次确切得知父母和弟弟还活着的消息。那是一封从重庆磁器口寄来的父亲的亲笔信，信中父亲问，“你们都还好吗？”
“激动坏了。”宋振华说，全家人团团围住二姐，由她执笔给父亲回了信。除此之外，兄弟姐妹4人加上表哥和堂兄还特意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原版是四英寸大，很小。”如今，端详这张合影，宋振华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你别看照片上我们几个穿得干净体面，其实在镜头没有拍到的下半身，裤子都烂得厉害，全是补丁，实在没有钱置办全身衣裳，但又想让父母看了照片知道我们过得很好。”
按照父亲信中所说，他们把信和照片寄到了重庆歌乐山脚下磁器口一位黄姓人士处。几个月后，在第二封信里父亲写道，“妈妈看后还掉了泪。”宋振华回忆，更让他们意外的是，第二封回信的背后，有铅笔写的四个字，“哥哥，姐姐”。
通讯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多，最后一封是在1949年春节前后。那次执笔写信的是母亲徐林侠，她说，“你父亲和杨伯伯（杨虎城）已经坐飞机去贵阳了，我们明天也要走，这封信由我来写，咱们的通信就暂时中断了。”那封信，字迹歪斜、重叠，徐林侠解释说“眼睛不好”。
宋振华后来才知道，长期的监狱生活加上特务的问询折磨，母亲已经病重，不仅眼瞎，腿也肿得几乎走不了路。这封信以后，他们再次断了联络。
过去曾关押包括宋绮云一家在内的革命者的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如今是红色教育基地，馆内陈列着当年和小萝卜头一样被杀害的儿童留下的鞋子。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宋振华不承想，再获悉父母和森森的消息，是通过一封唁电。
1949年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杨虎城将军家属的唁电发表在报纸上，内容为：“惊悉杨虎城将军在重庆监狱被国民党特务匪徒秘密杀害，杨将军夫人和次公子杨拯中，秘书宋绮云夫妇等也先后惨遭毒手，极为痛愤。”
“可以说我的世界崩塌了。” 宋振华号啕大哭，已经16岁的他正在西北军政大学读书，“上军校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解救父母和森森，为他们报仇，而他们被害的消息，让我的希望彻底落空。”
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幼子宋振中被特务秘密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彼时是1949年9月6日，距新中国成立还有24天。
重庆红岩魂陈列馆中展出的小萝卜头在狱中用过的半截铅笔和画过的画。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共和国最小的革命烈士
牢房和集中营没能把地下工作彻底封锁。
宋绮云在息烽集中营时，被吸纳进了“中共狱中秘密支部”，在监狱和集中营内进行秘密策反和党内思想传播工作。
重庆的红岩魂陈列馆，收藏了一封1400多字的长篇书信，名为《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作者就是宋绮云。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介绍，这封信写于1947年，信中所提到的含章同学是宋绮云在白公馆监狱的难友梅含章，他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因组织反蒋的“青年将校团”被捕，关押在白公馆宋绮云斜对面的房间。
王浩说，根据被释放人员的回忆资料，当时宋绮云认为，包括梅含章在内的6名“青年将校团”涉案人员迟早会被释放，并有可能重返国共对垒战场，于是秘密展开对6人的策反工作，这篇文章就是为鼓励梅含章出狱后跟着共产党走革命道路而写的。
“梅含章等人出狱后，果然履行了当日的誓言。”王浩说，梅含章协助策动了江阴要塞炮兵起义，为解放军顺利渡江立下功劳，还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员等职。
梅含章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年仅6岁的小萝卜头为传递《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3月（1947年）下旬一个早晨，宋烈士趁特务不在的时候，派他的儿子振中到我牢房里来……他从裤腰里摸出这篇序文，交到我的手里……”
作为白公馆内少有的可以自由走动的人，小萝卜头成了狱中党组织的交通员。史料记载，从息烽集中营转到白公馆后不久，他帮助同被囚禁于此的中共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的特别支部书记陈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把爱国将领黄显声摘录的消息提供给陈然，由他进行简单编发后，再把这些写有消息的小纸片送到各个牢房。这些小纸片后来被称为 “狱中挺进报”。
重庆红岩魂陈列馆中展出的小萝卜头在狱中画的画。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东北义勇军缔造者之一黄显声是小萝卜头的老师。早在息烽集中营时，秘密党组织就通过绝食和罢工的方式为森森换来了狱中受教育的机会。“黄伯伯教他学习地理、看地图，虽然他没有出去过，但是知道四川省，知道重庆市，知道我们呆的地方叫白公馆。”李碧涛回忆。
李碧涛记得，小萝卜头一般上午拿着铅笔和草纸跟黄显声上课，下午就用钉子在地上写作业，写完后用铅笔抄到草纸上，第二天交给黄显声。
语文课本中《我的弟弟“小萝卜头”》讲的就是这段故事，作者是小萝卜头的二姐宋振苏，她还写过文章回忆父母。1964年，梅含章看到报纸上的文章后，联系上了宋振苏，将宋绮云亲手写下的《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交给宋家子女。
梅含章曾评价宋绮云“性情沉着勇敢，待人谦虚热情，有淳厚朴实长者之风。”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宋绮云、徐林侠和宋振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小的烈士。
“小萝卜头不愧是党培养起来的孩子，这么小就知道帮大人传递情报，还知道保密。” 韩子栋将这个孩子称为自己的“老战友”。
7月6日，重庆红岩魂陈列馆，一名小学生在小萝卜头雕像前敬少先队礼。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寻找与怀念
宋振华无法勾勒出最小弟弟的具体样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无从了解弟弟是怎样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从8个月长到8岁的。他只知道，这个8岁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为了后世有个安定的国家做出了奉献。”
他将这种奉献背负到了自己身上。1950年，宋振华从西北军政大学毕业后，自愿参军守边疆，被分配到新疆军区机要处做译电员。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把枪、一瓶汽油和一盒火柴，“一旦有意外，首先把密码本烧掉，也绝不会给自己被俘的机会。”几年后，他又决定到农村去，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和皮山县、库尔勒地区的墨山山区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不如哪里苦就往哪里去吧，这一辈子总要奉献点什么。”宋振华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1963年10月，宋家的6个孩子自父母被捕后第一次在北京团圆，他们自幼分离，四散在天南海北，有的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照片上后排中间为宋振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1963年，宋振华作为南疆建设优秀代表受邀到北京观看国庆阅兵仪式。回忆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他昂首挺胸，一脸骄傲，心里想着，“这一定就是我父母想看到的景象。”
那年的国庆节，宋家的6个孩子终于在北京团圆了。他们自幼分离，四散在天南海北，有的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二弟宋振镛回忆见面的情景时说，“大家像新生入学一样，先报自己的名字，介绍这些年来的经历。”
从那之后，兄弟姐妹6人开始寻访父母旧友、监狱的幸存者，甚至被策反的国民党特务，一点一滴拼凑起了父母和幼弟8年的牢狱生活。在这条寻迹路上，他们一边听老人讲，一边再将英烈们的故事讲给后人听。
“七一”前夕，88岁高龄的宋振华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奖章，他把它放在客厅显眼的位置，展示给记者看时小心翼翼地拿起，佩戴时一定要换上板正的衬衣，将奖章带服服帖帖地掖在领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如今，“小萝卜头”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他遇难的歌乐山松林坡变成了红色教育基地，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小萝卜头的雕像就立在那里。
小萝卜头的脖子上，层层叠叠的都是或鲜艳或褪色的红领巾。
（部分资料参考《红岩春秋》《魔窟》《回忆我的弟弟“小萝卜头”》）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编辑 刘倩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