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无所不能的爸妈已经不能如以往一般在生活中冲锋陷阵，我会牵着他们的手，慢慢走。
仿佛看到我之后30年的人生简介
白简简
妈妈前两年病了。
虽然她身体似乎一直不太健壮，多次进过手术室，但这一次，她得了大家甚至都不愿意说出那个字的病，所以，我也不说。
我们开玩笑，说她很幸运，因为一次不明原因的发烧去医院，无意中发现了与发烧并不相关的病。发现得很早，按照医生的说法，做完手术，一切就回到最初的起点，该吃吃，该喝喝。
我是一个热爱科学的文科生，面对疾病的方式一般是看科普读物。外婆得了阿尔兹海默病，我就买了不少相关的书，得出结论是，有家族性遗传因素，且不可逆，于是我从现在开始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这次妈妈病了，我向身边的医生朋友咨询，他从学科角度出发，告诉我，按时复查即可——我也是这么跟我妈妈说的，但是她信不信就不好说了。
那一代人相信医生，但又有自我疗愈的方式。比如，绝大部分食物并没有什么特殊功效，以前我会站在知识的制高点去反驳，但现在我觉得，安慰剂也是一种疗法，关键是心诚则灵。就像王建国说的，吃红枣不补血，但只要不失血，就让他们吃吧。
妈妈暂时治好，未来不可知，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在这个基础上，我能做什么呢？先说件往事。
18岁离家到北京上大学，第一个寒假前夕，考完试，我和同学约着去北京动物园玩。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冬天的动物们不太愿意出来见客，傍晚5点，已经天黑了，我在动物园门口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妈妈刚做了心脏手术，一切顺利，于是来电告诉我一声。
正准备过马路的我，望着车水马龙，瞬间泪流满面。家人的做法很容易理解，毕竟当时我也还是个孩子，毕竟我就算提前知道也毫无作用，毕竟……算了，结果好，一切都好。
而这一次，从入院检查开始，我就全程远程跟踪妈妈的病情，他们会与我商量，也让我问问身边的“医生朋友”，我意识到，亲子关系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尽管，我依然做不了什么。我除了在一开始确诊后买了机票赶回家看望，之后无论手术还是恢复，照顾我妈的还是我爸和身边的其他亲属。我能具体做什么呢？想来想去，可能只有知识支持和情感支持。
人到了我这个年龄段，父母生病，就成为一件常见的事，因而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的家庭也不在少数。经常听到一句话，生病的人已然病了，还把没病的人拖“死”了。
我不认为生病之后就要特殊对待，把病人当病人，无异于时时提醒她“喂，你有病”，除了徒增压力之外毫无作用。疾病是一个概率问题，就和我们每个人的出生也是偶然一样，与其时时担心明天会不会哪个基因突变了，不如在健康生活的前提下，把得过的病忘了吧。
我是这么跟我妈说的，不管她信了多少，总之她现在与我的视频通话中表现出来的是，该吃吃，该喝喝。也因为每隔三个月要复查，全身CT不知道扫了多少遍。她的身体其他器官和指标都表现良好，甚至比早早就失去了颈椎曲度的我都要健康。有时候，我和我爸都会开玩笑地对我妈说，你真幸运。
但不可否认，得了病或者说得过病的人都是敏感的，我也不知道如果这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会如何，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妈妈偶尔歇斯底里，偶尔黯然神伤，这时候，我就后悔当年怎么没学心理学，至少能用一些手段来抚慰自己——是的，病人发起火来，杀伤力波及四周，你还不能防御。
我一直认为，人对于人生的认知来自身边的参照系。比如，妈妈病了，我才能想到很多问题。人生是个概率，但我的过法可以不是。于是，我又开始做心理建设了，如果我年纪大了怎么办，就和我当初学习阿尔茨海默病的知识一样。
从我有记忆开始，妈妈是30多岁，所以，我从她身上了解了一个女人从30多岁盛年走向60岁老年的过程。而我一直在亲身体验的，则是一个女人是如何从小姑娘长到三十而立的。
当我到了我妈成为我妈的年龄，两个阶段衔接上了，我仿佛瞬间看到了之后跨度30年的人生简介。而这些内容，是生活的琐碎、疾病的侵扰、不可逆的衰老等并不愉快的事情。
一开始想到这些，我会惶恐，啊，那个青春可爱的少女终究要老去了！但人的强大之处可能在于适应，现在我已经想好了等我退休要写什么风格的回忆录，以及如果有黄昏恋，我要找个什么类型的。
有机会，我想问问我妈，你年轻时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如果疾病注定是人生的组成部分，你希望家人如何与你共度？
我将牵着她的手，慢慢走
卢宁
时至秋分，北京罕见的秋雨已经让人感到阵阵凉意，但每晚视频时，身处江南的父母还在频频抱怨暑气难消。这一晚，妈妈提起自己跟爸爸刚去医院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我的脑海里一下子响起了警报。三年前，同样是这个夏秋相交的时节，妈妈的身体出了问题。
当时孩子刚上幼儿园，一直在北京帮我带孩子的妈妈终于有了喘息的时间。她已经对自己的新作息做了规划，包括一系列北京秋日游。然而她忽然在某个晚上告诉我，右下腹总是隐隐作痛，想去医院做个检查。以往就算有个头疼脑热，妈妈总是推三阻四不去医院，这一次她却主动提出要做检查，我有种预感，事情可能不小。
我们选择了离家最近的三甲医院，检查结果是消化道有疑似肿块，医生建议切除。在医学发展迅猛的今天，这似乎并不是个大手术，却是我们家头一次面临这样的情况，长年照顾生病丈夫的妻子、每天做饭喂饱全家的主妇、勤勤恳恳带孩子的外婆，突然住进了医院。
一开始，医生们还在按常规做检查，妈妈经常从医院溜出来，给大家做顿饭，或是给孩子洗几件衣服。很快，一遍遍灌肠洗胃，让妈妈的身体瘦弱了下来，一称才发现，一周的时间妈妈的体重已经掉了快10斤。医生不允许她再开溜，她只能每天躺在病房里，靠着看手机打发时间。对于一直在家忙进忙出的她来说，这简直是一种煎熬。
医生最终定下的方案是采用微创手术，切除有病变的地方。然而，我们都被“微创”二字给蒙蔽了，以为属于前一天手术后一天就能出院的程度。手术当天，我跟爸爸坐在手术等待区的长椅上还相当轻松，甚至当医生让家属检查切除组织的时候，依然觉得这是小意思。直到手术结束，妈妈被推出来，我们才发现，她瘦弱的身体几乎一动也不能动，完全不能说话，要喝水也只能动一动嘴角。她费尽力气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用手机播放一点音乐，这样会舒服一点。
那一晚，我没有离开病房，这是我有记忆以来，除了生孩子第二次在医院过夜。每隔三四个小时，我都要按照医生的嘱咐检查仪器的数值和输液的情况，母亲一直用最低的声音说抱歉了，让你受累了，而我只能一遍遍告诉她，没事，这是我应该做的，又不是什么大手术，躺几天就好了。
我心里明白，让她局促不安的，不仅仅是让她的孩子陪了一夜的床，更是因为她不习惯于这个被照顾的角色，不习惯于自己想要坚强，却只能无力地躺着，不习惯于身体背叛了自己的意志，竟然倒了下来。
妈妈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大多数人一样，年少时过的是节衣缩食的日子，成年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靠着自己的努力经营着人生和家庭。在那波大潮中，她早早就下了岗，爸爸告诉她，在家安心过日子就好，但她并不甘于做一个家庭主妇，在打理好一家老小的生活之余，她开过小店，在超市打零工，给人帮忙卖过货。虽然爸爸每月的工资都早早上交，但是她也郑重地跟我说过，女人是要经济独立的，不论遇到大风大浪还是小沟小坎，总要有自己应对的余地。
幸运的是，她的“余地”从来没有派过用场，家庭琐事让她并不苍老的脸庞印上了许多皱纹。进入50岁后，她开始跟我念叨，手脚不像以前那么利索了，做一顿饭竟然要花上一个小时；外孙出生后的日子，时间仿佛坐上了加速列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晃忙到太阳已经落山。
我心里明白，这是每个妈妈都要经历的过程，我们都不愿意说出衰老这两个字，但时间总是如此无情地推着我们往前，把她推倒在了病床上，把我推到她的病床前。
接下来的几晚，在妈妈的坚持下，护工代替我陪床。我也实在无法从繁重的工作中抽身。出院后，爸爸和她回了老家休养，我只能在视频时孩子耍宝的间隙，从只言片语的聊天中了解她恢复的情况。当她再次来到我们身边时，除了微创手术留下的几个疤痕外，几乎已经看不出这次手术对她的影响。
因为疫情的原因，母亲已经很久没能来北京。当这一晚她跟我提到自己做检查时，仿佛料到了我接下来会有一堆追问。她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就是感觉自己年纪到了，需要定期检查一下。没有问题，你放心。
我相信她并没有为了安慰我隐瞒什么，但我和她也都知道，曾经无所不能的妈妈已经不能如以往一般在生活中冲锋陷阵，我要牵着她的手，慢慢走。
和轮椅老爸来一场澳洲“叛逆之旅”
雪菲
这个国庆长假，我又没法回家了，给爸妈打了电话，妈说没关系，有空她就来看我，给我送最爱的酱牛肉。尽管算个“北漂”，但家在北京燕郊，想看我，妈周末就来一趟。她坐公交很方便，但如果带上爸就得打车了，他得坐轮椅。
老爸是在30岁左右确诊得了“脊髓空洞症”。通俗点说，就是脊髓里存有积水，对神经形成压迫，造成了运动障碍，平时走路一瘸一拐的。记得我4岁时，老爸除了走路时间要花费常人的两倍，其他方面和常人无异。渐渐地，他上3级台阶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直到现在，他从客厅去卫生间都要坐轮椅。
我爸上班时是交警，他的一大爱好就是站在街上看车，他喜欢车。我上大学时，电动汽车刚推广，老爸就像开过似的，分析道“车不错，但现在充电桩不普及，不实用”。确诊前几年，他还能跟着别的警察一起，坐着摩托车巡逻执勤，后来，他只能告别上街看车的爱好，坐在办公室发驾照了。
老爸看上去性格严肃，不苟言笑，总是一副“生人勿近”的高冷范儿，但接触多了就知道，他其实是个“话痨”。同事、朋友都和他很要好，平时下班都有人开车送他回家。在我们那个小城镇，人们彼此熟悉，各家情况街知巷闻，时间长了，大家似乎并不把他当成病人，经常跟他开玩笑说：“就你这腿脚，连小孩都追不上。”老爸也不介意，还随声附和：“前几天帮我弟看孩子，我还真没追上。”
在我们的三口之家，好像我和老妈也没太把他的病当回事儿，我爸的另一个爱好是带着我打游戏，从掌机的坦克大战、俄罗斯方块到网游，他乐此不疲。平时他也时常拖地、洗碗、做饭，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如果赶上搬箱子、送水这种体力活，就是我和老妈一块儿干了。
我妈真是个女强人！我家前两年赶上一件大事，从黑龙江举家迁到了河北，房屋装修、搬家、租房……家里的大小事都由她一力承担。而且我妈并不是“为了家庭牺牲自己、操劳一生的人”，她在我们当地工作出色，是一位银行行长。
几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决定去澳大利亚留学，爸妈很支持，老爸更是拿出了炒股赚的钱资助我。每次我假期旅行，爸妈总要我详细地讲讲当地的风土人情，给他们发照片，一边放大观看一边慨叹。爸妈都热爱旅游，在我小时候，伴随着给爸爸看病，哈尔滨、长春、大连、北京等，我们都转了个遍。然而，随着爸爸病情的加重，我们全家已经近8年没有一起旅游了。
两年的留学生涯很快就要过去，借着毕业典礼的契机，我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接他们出国旅行！
我把想法告诉了爸妈，他们二话没说就同意了。爸妈对旅行充满期待，老爸开始做旅行攻略，甚至开始学习“这个多少钱”“饭店在哪里”之类简单的英语，妈妈越来越多逛商场，买来连衣裙在镜子前左看右看。而我呢，也用实习赚的钱为爸爸添置了一台电动轮椅，这可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钱给家里买了一个大件。
然而没想到，当老爸开心地把出游计划和亲朋分享，竟引发了“电话连环轰炸”。
姑姑、二叔、爷爷、奶奶……所有亲人像商量好一般，一致反对！“太远了，万一有啥事我们都帮不了你”“折腾什么呀，在家打游戏不好吗？”这趟出国旅行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爸妈也不反驳，连连称是：“明白了，我们再考虑。”“嗯嗯，你说的有道理。”然而放下电话，他们就换了另一副面孔。“咱们走自己的，别跟他们说就行了。”老爸一脸无所谓。
于是，全家的“叛逆之旅”开始了。
其实关于这次旅游，我准备得十分充足。从签证办理、机票酒店，到每日行程，我都做了详细的规划。带父母去的地方，我以前都玩过，哪里有台阶，哪里有缓坡，我早就记得一清二楚。Bare Island很美，但石头路不好走，那我们就不去。老妈喜欢看花花草草，皇家植物园安排起来。
旅行十分顺利。飞机落地当天晚上，我们就打卡了悉尼最著名的景点——悉尼歌剧院。夜晚的歌剧院在灯光的照耀下分外迷人，海水光影斑斓，如梦如幻，爸妈拿起相机不停地拍照。
次日，毕业典礼如期而至。妈妈身穿红裙，爸爸也换上了一套正装。我们一家三口在悉尼大学主楼前拍了合影。老爸坐在轮椅上，捧着我的学位证书，位于正中间。
之后，我们游览了澳洲名胜，换上电动轮椅的老爸，像是解放了双脚，开启了“自由行”模式。有时候，他对我和我妈看的地方不感兴趣，索性“开上车”自己走。在本地社区Newtown游玩时，他甚至发现了一个音乐节，加入了摇滚狂欢。
我当然也会陪着老爸转悠，然而，他的速度太快了，我两条腿实在跟不上他四个轮子的速度，每次追不上的时候只想冲他大喊：“老爸！不要再飙轮椅了好吗？”
努力让自己健康，好让对方安心
逐犀
小时候，医院是我最害怕的地方。随处可见的冷光灯、弥漫在每个角落的消毒水气味、走廊上身穿病号服举步维艰的病人、手持化验单满面愁容的亲属……这些嗅觉和视觉的印象从我很小便留在记忆里，让人只想逃离。
儿时多病，辛苦的是全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那一个又一个我病到几乎昏过去的夜晚，耳边似乎只有母亲抱着我奔跑的急切脚步声。打吊针的时候，她总是坐在离我最近的地方，一只手握着我的手，另一只手握着输液管，让流进我身体里的液体不那么冰冷。她眼神里的痛苦没有比我少一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病全生在了母亲的身上。
上学之后，我逐渐“逃离”了医院，但生病的阴影还是落在了我和母亲心里。她总是会帮我准备好外出的衣物；总是第一个出门感受室外的温度；总是“觉得我冷”……尤其到了冬天，每次出门前，母亲都要仔细检查我的外衣拉链有没有拉好，她会把我的拉链往上拉一点，再拉一点。然而，冷空气和病毒还是偶尔会找上我，虽然不及儿时的严重，但每次病倒，我都能在母亲眼里看到她曾经的那种痛苦和急切。我躺在床上，咽下母亲拿来的药，笑着对她说只是小感冒不碍事，母亲却愁容未消，自顾自地说：“妈妈多想替你生病。”
工作之后，虽然不再和母亲住在一起，但她依然会像从前一样，按时看天气预报，告诉我近期要穿什么衣物，反复叮嘱我出门在外要照顾好身体，带好药，别太劳累。虽然我在长大，母亲在变老，但在她的眼中，我永远是那个需要她照顾的孩子。
近两年，母亲患上了高血压，而我努力逃离的医院也变成了母亲频繁光顾的地方。母亲也是医生，她渐渐开始向我科普这种病有多么常见、如何治疗，让我不要担心，不要着急。然而每当母亲因高血压而头晕、心悸时，我便会感到自己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紧紧攥住。我扶着母亲躺下，看到汗水不住地从她的面颊上流下，那一刻分明就像是当年的场景：病床上是病着的我，床边是替我揪心的母亲。当母亲真的生病了，我才真正理解、体会到了那份难以掩饰的心疼和焦急。
面对母亲的病情，我常常觉得自己能做的实在太少，而母亲却总是说，有我陪着她，便是最好的治疗。不忙的时候，我都会回家，陪她聊天散步，给她推荐好看的电视节目，帮她分担一些家中的大小事。只是每次陪母亲去医院取药时，我都会产生一种莫名但熟悉的恐惧感，我害怕这个曾经困住我的地方有一天也会困住我的母亲。母亲这时就会这样对我说：“不怕！你妈身体好着呢。”她还说：“我生病比你生病好，你病了，我会更难受。”
我开始慢慢注意自己的身体，前两天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最近会降温，而我已经提前穿上了秋裤；在“我妈觉得我冷”之前，我已经换上了厚袜子和厚外套。在每次出远门前，我也都会耐心地听完她的所有“唠叨”：穿上适合的衣服，带上她提醒我要带的药品，我也会“唠叨”她几句：按时吃饭、吃药，有空记得多运动。我和母亲就这样彼此关心着，我们都希望对方健康，同时也努力让自己健康，好让对方踏实、安心。
结果就是，现在母亲的身体情况稳定，生活一如往常，唯一改变的，是她不再对我过分担忧，反而偶尔会抱怨我太过唠叨。我知道，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会慢慢成为母亲的依靠，有一天我也会像她照顾儿时病重的我一样，照顾垂垂老去的她。我也期望着，在接下来的生命中我和母亲都可以少一些病痛，让我们能够彼此陪伴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拒绝痛风 拒绝无助感
张晨
我的爸爸，今年65岁了。这个数字我并不熟悉，确切地说，我似乎在回避爸爸的年龄。每当有人问起父亲的年龄，我都要用当年的年份减去爸爸出生的年份1956，才能得到爸爸确切的年龄。
65对父亲来说，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他从不认为自己老了。妈妈以“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为开头的叮嘱——在父亲看来是唠叨，总会让他更加烦躁。日常聊天，我们也需要小心，避免使用“老伴儿”这样的年龄敏感型表达。
没有人觉得爸爸老，和印象中老年人相关的“衰弱”“无力”“迟缓”，这些词都不能用来形容父亲。父亲有着强人性格，刚烈、执着，他坦坦荡荡地生活，从没向任何困难低过头。从小到大，我还没见他害怕过什么。
作为一个湖北人，爸爸习惯了重口味的烹饪风格，我做的麻辣大虾，全家就他最捧场。退休后父亲来到青岛生活好几年了，慢慢喜欢上了海鲜，蛤蜊、虾、螃蟹，不那么奇怪的海鱼。青岛人喜欢用塑料袋装回家的啤酒，他喝起来倒是很习惯。夏天的傍晚，从楼下啤酒屋拎上来半袋子酒，一多半儿都是新鲜的泡沫，咕嘟嘟地倒进大碗里，这是爸爸的放松时刻。
这么生活了好几年，相安无事，所以痛风找上门来的时候，爸爸是矢口否认的。
在父亲的家族中，好像有个传统，那就是屏蔽坏消息，他们会在坏消息出现的那一刻就忘掉它。我至今说不出奶奶到底是因为哪一种疾病离开了我们，而爷爷离开得更早。家人们聚在一起，即便是伺候病床上半身不遂的爷爷，也很少谈论疾病本身，更像是一场热闹有序的集会，大家接受疾病，规规矩矩地为病人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家里，从来就没有过愁眉苦脸的人。
退休前，父亲查出有脂肪肝，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方法——每天早晨和傍晚沿着汉江的河堤走上好几个来回，风里雨里不曾间断，每天至少10公里，就这样把指标拉回正常，他跟很多人说起过这件事，推荐身边有脂肪肝的老朋友试试，这是他引以为豪的事。
父亲除了例行体检，极少去医院，他活在疑病症病人的反面，去医院，看医生，也许在他看来，是部分地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而必须听命于他人。父亲在意自己的健康，但更多的是带着一种对家人负责的态度，他不希望成为任何人——特别是我的麻烦。父亲的微信朋友圈里，除了国家大事的短评，全是“华为健康”颁发给他的电子勋章。
父亲的痛风诊断其实很偶然，就在去年夏天，我老公的弟媳刚好在青岛进修，约好了去我爸妈家吃饭，之前几天爸爸发现膝关节疼得厉害，尽管休息了两天后轻了很多，身为医生的弟媳见到后铁面无私地说：“张叔，你这就是痛风，太典型了，单关节膝关节红肿热痛，就是痛风的诊断标准。”检查单拿来一看，尿酸大于420，几乎是板上钉钉了，几分钟之内，弟媳给出了更医学化的解释：“如果尿酸大于420，反反复复出现单关节的红肿热痛，并且有诱因，比如高嘌呤饮食，饮酒，或者受凉受寒等，在这些诱因下出现关节红肿热痛，诊断痛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父亲的表情开始变得不自然。没办法，医生就是这样步步紧逼，从来不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
父亲还想争辩，否认“红肿热痛”是反复出现，母亲在一旁急了，赶紧揭发，“怎么不是反复，光是我知道的，这已经第二次了”，我在一旁很尴尬，因为我从来没听父亲说起过这些，很可能他也不允许妈妈告诉我。他从不跟任何人说他自己的难，却总是乐意成为所有人的靠山。
诊断下好了，接下来就是服药，弟媳非常热心，马上就去门口药店买回来“秋水仙碱”，还邀请父亲“入组”她导师组织的病人团队，父亲谢谢她的好意，但我知道他并不打算服药，更不用说“入组”了。按照弟媳的说法，服用秋水仙碱能有效止痛，也是诊断痛风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如果在不服药的情况下，肿痛也能消失，父亲或许可以坚持认为自己是运动过量导致的关节酸痛。
运动导致的疼痛，在父亲那里是合法的，远比疾病带来的疼痛更没有心理负担，因为我的父亲，不习惯无助。
只是从那以后，父亲很少再喝啤酒、吃海鲜，但每日走路不曾间断，日复一日，我行我素。夕阳下，柳树旁，那沿河疾走的背影仿佛在说：大不了，我把吃出来的病再走回去。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10月15日 06 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