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文 | 李想口述 | 李璞
“行人车辆请注意，火车就要开过来了，请在闸门外等候，不要抢行，不要翻栏杆。”
五年前，这是五道口每天都会循环的广播，也是我每天都会听到的声音。车轮驶过的声音细长而有节奏，伴着积水中的涟漪，摇荡着行人和车辆的倒影，到站的鸣笛划破五道口的天空。
我是李璞，一名青年导演，16年来北京落脚时，住在五道口，火车就在楼下开过。每天清晨，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五道口的绿皮火车。
这是一段穿越闹市的铁路线，火车20分钟左右一趟，无论早晚高峰多么繁忙，拥挤的人流都要为绿皮车让路。每次被拦下，我都会在拥堵的人群中出神，思考这片刻的暂停。人潮如流水涌动，所有人被瞬间凝固。
镜头在五道口随机游走。在流动的人潮中，那些短暂停留的人便突显出来。我遇到流浪的老爷子、卖菜的大叔和广场上的小丑艺人，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周围的车水马龙仿佛是稳定的背景版，他们也成了我纪录片的主角。
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不知道清华园站要停运，也不知道火车会永远离开五道口。《道别》
五道口是京张铁路上的第五个道口，一百多年来，附近的清华园站送走了数不清的旅客，而随着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的修建，地上铺设的老京张铁路轨道最终停用。2016年10月31日，最后一辆火车驶过这里，宣统二年始建的清华园站也撤销了。
绿皮车的一切都被人怀念。
这一天，许多车迷赶来送别火车。车站的天桥全都是人，人们举着手机和相机，把镜头对准轨道尽头，等着火车进站。火车到了清华园站，按规定必须空驶到昌平北，车上旅客却不愿下车，都想在车上多坐一会，最后一次从车窗往外看一看沿线风景。卖票的列车员被团团围住，一波波人拿着零钱，想多打两张绝版车票以留作纪念。有个小车迷问列车员，车上那块从北京北到承德的车牌，能不能给他收藏，被拒绝后仍恋恋不舍。一位来自欧洲的旅客则感慨中国发展之快，五道口的样子，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完全变了，这是在他的故乡不会见到的变迁。
那年的10月31号正好是万圣节前夜，奇装异服的年轻人游荡在五道口。在车站的噪音中，有人装扮成清朝人，老车站仿佛穿越百年历史，展现出消失前夕的繁华。所有人都高举着相机，镜头对着火车将要驶来的方向，“这真是最后一趟啊，好好拍，拍不好就没有下回了。”
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小伙子指着轨道说，“小时候爷爷就抱我来，这里原来没有地铁站，我是看着地铁建起来的。13号线02年开通西段，03年开通东段，把这地方架高了。原来都是平地，这些大厦全都没有……在我看来，这条铁路就像一个怪脾气的老人，平时上下学总堵你一两下，让人心里怪难受的，但他心肠很好，承载着你的历史记忆，还有儿时回忆。”
这里的道口工说，他在五道口工作八年了，姥爷和父亲也都是从铁路退休的，最后一班火车在11点55分，他要坚持最后一班岗。“行人车辆请注意，火车就要开过来了，请在闸门外等候，不要抢行，不要翻栏杆。”伴着不能再熟悉的提示音，火车鸣笛，道口工用喇叭报告道，“五道口正常！”，向在他面前驶过的一节节车厢敬礼。
戴棒球帽的小伙子带着花来到值班室，给道口工一个拥抱，“交通不堵了，心里堵得慌。”他翻开手机，编辑好一条与火车道别的朋友圈，屏幕的光在他脸上闪烁。
第二天清晨，高楼大厦在灰蒙蒙的雾霾中沉默，整个城市在建设中醒来，巡游的环卫工人扎破一个气球，五道口轨道和值班室已经空无一人。不久，建筑工人拉着吊车把轨道一块块地拆除。
我的纪录片后期制作完成之后，片子所有的拍摄对象都已经不在五道口了。我把纪录片取名为《道别》。
我要怒放的生命
五道口的夜晚从不缺霓虹灯。遇到飚龙的时候，他正画着小丑妆，在大厦间的空地上跳舞，路边商铺的灯光打在他涂着白粉的脸上。大冬天，他只穿一件敞开的马甲和一条超短裤，劲瘦的肌肉肆意裸露。牛仔帽下，假发蓬蓬地炸开，冬日的路灯照出他陶醉的表情。
他很快注意到我们的镜头，特意走过来叮嘱，说拍他正脸不够好看，要去找他更酷、更有优势的角度。只要他那闪着绿光的音箱发出尖叫和掌声，他就来劲了，街舞、武功、气功、喜剧版的迈克尔.杰克逊，他都能来一段。很快周围就围了一圈人。他表演欲很强，“我们卖艺的，大家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拉倒，我认为这不是乞讨，是劳动所得……做嘉宾演出的话，未必天天都演。而像我，每天不演的话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他选好一片空地，支起话筒，挂上条幅，这里就是他的场。商业街的装饰灯下，条幅上的字随风起起落落：
“《飚龙追爱宇宙美女赵嘉敏》 演 唱 会
为了世间伟大的超越一切的爱情而歌而舞而武”
飚龙从看赵嘉敏的第一张相片起，就喜欢上她了。为了追爱，他带着赵嘉敏的画像易拉宝到处巡演，他指着条幅说：“人生最伟大的爱情，它的光芒超越一切。”
他唱歌时穿得多一些，黑白格子衬衫，外面再罩一个坎肩、套上长裤。他唱刀郎的《披着羊皮的狼》：“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流浪在戈壁”；他唱刘嘉亮的《你到底爱谁》：“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不要再对爱说无所谓，如果相爱是完美，就让我们用真心去面对。”歌曲间奏时，他把赵嘉敏的画像搬到面前，闭着眼睛告白。
有一次他跳完舞，专门戴上墨镜，唱《怒放的生命》，刚唱完“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就被城管打断了，叫他赶紧走。城管还关心他冷不冷，让他穿上衣服再走。他说“没事儿，我不冷。”城管说：“你不冷，别人看着你冷。”他套上裤子，回头瞧了一眼走过去的城管，赶紧抓着话筒又赶着唱，“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歌都没唱在调上，反倒把城管又招回来了。
飚龙往常街舞都跳三遍，完整的一个曲子三分钟，三曲九分钟，城管过来就算了，刚跳了两曲就收摊了。飚龙演出时是最佳状态，等收摊的时候，偶尔会显得有点疲惫，更多是有点不舍，觉得不太尽兴。“像我这种体格，一般人他不行，我是连唱带跳、带打、带演，天气好的话，2小时。”飚龙音箱里有一百多首伴奏歌曲，他一次可以唱三十多首，大多数都边唱边演。
飚龙在电影里跑过不少龙套，自己也写了剧本，叫《霹雳浪子》。有一年，成龙在杭州开演唱会，飚龙去了，和成龙合影，把剧本亲手交给成龙，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还没继续聊，成龙的经纪人就说，好啦，成龙大哥没时间了，剧本交给他就行了，飚龙就被挤开了。飚龙想请成龙帮自己的剧本找投资，“我的剧本还是坚持我自己主演，就这么一个问题，别的无所谓。”飚龙还说，如果可能的话，也想参与动作指导。
在飚龙的歌声里，五道口的听众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的旅人、卖花的母女、醉酒的男人，挽手的情侣……飚龙拿矿泉水瓶当酒壶，摇来晃去，灰黑色的秃袖坎肩跟着蹁跹，仿佛侠士醉酒而歌：“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夜深了，飚龙摘了假发，收拾好背包，拉着行李箱和音箱往回走，他住在离五道口很远的一个地下室。路上，他看见乞讨的老人，从兜里摸出一个硬币，放进老人端着的铁茶缸里。他第二天要去别处流浪，哪里都有观众。“上次在这演，别人跟我说，我是什么艺术家，我说不要这么说，你就说我是28岁的街头演员吧。”
哪个菜卖不了我就吃哪个菜
卖菜大叔在铁路旁有个小摊，他就住在旁边一辆报废的车上。
大叔来北京23年了，老家一亩八分地，没钱盖房子，也没钱养孩子，他说，出来虽然辛苦，但就算少挣点也比在家里强。现在五十多岁，也干不了几年了，等孩子上完学就回去。
卖菜的生意并不好做，他去拉菜，总是拉一波赔一波。拉五百斤卖两百斤，三百斤都要扔，放到第二天就不新鲜了，第二天不拉新鲜的也不行，拉来同样卖不完。“哪个菜卖不了我就吃哪个菜，炒吧炒吧、洗吧洗吧。好菜能换钱，我也不会去吃。”他没下过饭馆，蒸点米饭，买两块钱面条，就够吃了。
大叔总是很沉默。在雾霾的清晨，五道口熙熙攘攘，豪车飞驰而过，他沉默地在路口等红灯，光着膀子装卸菜箱子，把一颗颗菜摆在摊子上，把不新鲜的菜整箱倒进垃圾车。我们见他要搬东西，就过去帮忙，知道要拉菜，就和他一起去。慢慢地，我们才和他聊上天。他恐惧摄像机，害怕被拍下来会给自己惹来麻烦，“你们千万不要伤害我”。后来他同意我们拍摄，这句话也重复了很多遍。
镜头前的大叔，总是在打哈欠。他天不亮就要出去拉菜，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开车干啥都是晕头转向的，老觉得眼睛是花的，头脑昏沉，困。”大叔的车就停在轨道旁，衣服就晾在铁路的栏杆上。我们一起坐在那辆报废车上，火车时不时地驶过。大叔朝着窗外抹了把脸，“火车搁那过我都能睡着，就我这儿坐着，和你们聊着聊着都能睡着，困成这个样。”
废弃车被大叔改装成一个小家，车顶上接个灯，昏暗的灯光下，铺盖放中间，塑料盆、暖壶靠边放着，暖壶旁有面小镜子，镜子后面是架子，放着不锈钢的饭盒、大桶的塑料瓶和用旧了的澡篮子，架子顶头挂了只红色的小猴子玩偶，还有一个小小的旧电视，挂在“床头”，换洗衣服就在电视旁叠着，大叔所有的生活家当都在车里。
车上有一角照片墙，就在大叔常坐的位置背后，20多张照片衬在黄纸上，没有缝隙地用透明胶贴在一起，都是标准的游客照，每张照片里都有年轻时的大叔。他穿着白衬衫，蓝线衣，外面是卡其色的夹克，笔直地站在照片的中下方，手规规矩矩地放在两侧，脸上是质朴又腼腆的笑容。同一个位置，同一套衣服，同一个姿势，只是景色在不停地变化。
大叔说，那是在颐和园照的。有天下雨，他不卖菜了，有个朋友带着照相机，说今天没事，走，带你看看去。大叔守着菜摊，这么多年连长城都没去过。
大叔已经两三年没回家了，过年也没回去。“我妈八十多了，有点迷糊，老是打电话叮咛我回去看。”大叔说，这次年三十要往回走，大车养路费高，收费一千多，三十晚上不收高速费，一趟能省不少钱。
我自己冻死就死了，小猫小狗不行，那可是一条命
五道口路边，总能见着一个睡在马路边的老爷子。他门牙掉了，戴个黑棉帽，穿着满是灰的的羽绒服。保安说，老爷子，待会儿书记下来检查，你先躲一躲，上别处待会儿去，一会儿你再来。老爷子在栏杆旁卷起铺盖，他的狗在旁边跟着他。
他最常待的一个地方，是公共厕所前面的一块空地。管理和打扫公共厕所的是一个大姐，她每天做饭的时候会多做一点，给老爷子吃。夜间下了点雪花，他就把被窝往三轮车上一扔，赶紧躲躲，五道口附近的地铁下有个桥洞，他就转到下面去避一下。他总有地方去，不在这里就在那里。他爱喝酒，有时候我们给他带瓶酒，一起坐在马路上。他抽着烟，和我们聊会儿天。
老爷子在五道口呆了八年多。“这条街，酒吧饭店都认得我，不用去要，他们都拿吃的送给我，我也不惹祸，我也不捣乱……”老爷子朋友不少，中国外国的都有。他坐在路上，环卫工人会走过来，弯腰给他递烟。抱着婴儿的外国男人路过，他都打招呼，“你去哪儿？”“回家、回家。”“给孩子包裹严一点！”外国人笑着应好，带着口音和老爷子再见。老爷子回头和我讲，“美国的，我们都认识好几年了，对我好着呢。”
有一次，老爷子突然说，“我有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讲。”我们还以为老爷子有什么难处，结果他说：“你们有钱吃饭吗，要不我请你们吃饭？”原来他看我们状态不太好，觉得我们不容易，可能比他还穷。他说，“你们要是没钱的话就跟我说，我这有点钱，可以给你们用。”
老爷子喝着酒和我们讲，他家里的土地全卖了。他大哥是哑巴，和老母亲一起跟着三弟住，老家卖地的钱都在三弟那里。姐姐回来说分钱，三弟不干，要起诉，找到老爷子按手印，老爷子不跟自己亲兄弟打官司，他们就伪造了手印起诉。老爷子要法院检验，他们又赶忙撤回起诉书，再重新起诉，官司也判不下来。姐姐着急，几十年第一次请母亲去她家住，让母亲要钱，结果接过去七天后，老母亲就让汽车撞死了。
“我手上有几万块钱，我这个混蛋儿子就睡不着觉，上这儿找我来。老爷子，给我吧，给我吧，我心里过不去呀，我说，都给你拿走吧，一分钱我没留。他妈也说，你给你儿子吧！我跟他妈都离婚二十来年了，离婚以后我没少给他们钱。那阵子我跑山西，上大同、临汾拉煤去，那钱成千上万地给他们。”
相熟的路人走过来，逗老爷子捡的流浪狗，摸它的鼻子。“藏起来，藏被窝里头。”流浪狗叫“花儿”，有一身黄白相间的皮毛，路人逗狗，给它扔小玩具，花儿都给叼回来。就在马路牙子到绿化带的一小片地方，也不乱跑。
这些年老爷子离不开狗，“老觉得跟它呆着有意思，跟那个偷偷摸摸、流浪的人，你呆着有啥意思啊？”花儿凑过来，舔老爷子的手。“流浪的人捡流浪的狗，见了流浪的就捡，有好人就给人家，跟着我也受罪，太多了我养不了，我在这最多养过十七只，那会儿我体格还行。”他前后送出了两百多只狗，有在德国的，有在法国的，还有在美国的，新主人给狗办了护照，买了飞机票，老爷子就放心地送走了。
老爷子从包里翻出一张画像。“你看我这狗好不好”，那是一只黄毛京巴，正吐着舌头回眸，毛发柔顺，精气十足。它十年前让人给打死了，老爷子想它，找人把它画下来了。“养流浪狗，都把我养成精神病了。说句不好听的，你骂我、打我，可以，就别打我的狗，它是生命。冬天到了，流浪狗越冬天越多，我自己冻死就死了，小猫小狗不能让它冻死了啊。”
环卫工人看见花儿，疑惑怎么只剩下它一只了。原来老爷子还有一条小黑狗，被警察拉走上户去了。天气不好，老爷子骑着三轮车，慢慢地离开，并不比走路快。后来，我看到一条小黑狗在这里徘徊，它四处张望，顿步趴下，仿佛在等着谁。
2017年后半年，很多人离开北京。18年夏天，我在五道口又碰到老爷子，我跟他聊天，我说你去哪了？他说他去海南待了，因为海南冬天暖和一点。我们后来就只见过那一次，他短暂地待了几天之后，就又不知所踪了。
——完——
图片来源：纪录片《道别》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