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19岁，太小了，犯罪时才高中毕业。”在办公室，我一边整理阿宝的案卷，一边与同事感叹。
阿宝把自己包装成“白富美”，在朋友圈发布“规定好的内容”，逐步骗取对方信任后，推销所谓的“女儿红”，讨要生日礼物、现金红包等。一年后案发，她所在的“公司”涉案总金额超400万元。
第一次见阿宝，她挺着大肚子，泣不成声：“我认罪，但我不是故意骗他们的……”阿宝坚持做完最后陈述。她的孩子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降生了。由于她参与时间长，涉案的金额大，个人获利也不少，一审并没有判她缓刑。
提交上诉状的那天，她站在我面前，犹豫了许久，最后轻轻地问，“法官，我能上诉的对吗？”“是的，上诉是你的权利。”“那我上诉会不会对你有影响，你会不会被领导批评？要不我还是不上诉了。的确是我错了，当时隐约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实际就是在骗人的时候，我就该和其他同事一样，离开公司，但是我学历不高，很难找到轻松的工作。”
阿宝的话令我沉默许久，“阿宝，你别操心了，孩子还在家等你，保持手机畅通，遵守取保候审规定，二审法官会联系你的。”阿宝说了很多次“谢谢”后离开了。后来，二审改判阿宝缓刑。
一天下午，我接到了阿宝的电话。她说自己会好好教育孩子，会想办法去进修，找个工作努力赚钱。她告诉我再也不会犯罪了，家里人给了她很多支持。隔着电话，我感觉她长大了。
阿宝挂掉电话前的那声谢谢让我惊觉，法律虽不能抚平所有的创伤，但它的另一面是温暖和互相理解，或许正因为世界不完美，我们才需要加倍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司法者。
来源： 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