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市千年古街三坊七巷，古厝、古街、古树、榕树交相辉映。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在我国悠久的文学传统中，“文”与“史”的交织几乎贯穿古典文学史始终。对于古代先贤们而言，“文学”与“历史”并非截然二分。“柔日读经，刚日读史。”“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经”“史”“文”三位一体，构成古代士人的基本知识框架和心灵结构。今天我们在阅读古代典籍时，亦不难体会到文史哲不分家的古典传统所留下的鲜明印记。读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我们说这既是“史实”也是“诗歌”；读到《史记》中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我们说这既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读到《庄子》中的鲲鹏、游鱼、神龟、大椿，我们说这既是“寓言”也是“哲理”……试问上述哪个是“文学”哪个是“历史”？是否必须区分出哪个是“文学”，哪个是“历史”？
今日“文学”与“历史”的分割，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运动的产物。从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看，“文”与“史”的分家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需要意识到用西方的“分科”观念审视中国本土的“文学”与“历史”书写，难以避免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身”，从而强行将活生生的机体割裂开来。由此，“文学”与“历史”这样一个对中国古人来说原本不是问题的事情，在今天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特征的问题。那么，在新时代的文学活动中，能否跳出过度强调分化的西方现代文学观，重新激活优秀的文史合一传统，进而创作出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气派的当代作品？作家简福海的历史散文集《历史的斑纹》（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从散文创作的侧面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案例。
这本散文集以曾经居住在福州市三坊七巷一带的近现代历史人物为对象，为读者描绘了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群像，包括林则徐、沈葆桢、陈宝琛、林觉民、陈衍、严复、林纾、冰心、林徽因、庐隐等。这些不同领域、不同遭际、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出现在同一本书里，除了他们的人生都曾与三坊七巷结下不解之缘，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都承载着百年中国在走向现代、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中所必然留下的历史伤痕。“斑纹”是这段历史抹不去的印记。而作者正是通过捕捉历史在三坊七巷留下的层层斑纹，为今人讲述一段段不应被忘却的往事，通过艺术书写，生动呈现近现代历史人物的心灵历程。
在严谨的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不是“故事”而是“事实”的累积。就文学而言，亚里士多德曾经断言，文学比历史更具有真实性，文学的这种真实性源于“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可取”。但深思一层，对于历史散文作者，历史家和哲人的看法似乎都不全面。因为好的历史散文既具备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也具备文学艺术的真实性，二者不可偏废。
《历史的斑纹》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贴近历史。“名人故居或展馆里的书籍影像史料，以史实的质地袒呈，帧帧饱满。”写林则徐的晚年放逐，其《衙斋杂录》《软尘私札》中的记录、与魏源等人的诗词唱酬时常见诸行文。写陈衍的诗家情怀，其《石遗室诗话》自然必不可少。除此之外，在《烹饪教科书》这类看似与陈衍诗学贡献毫无关联的犄角旮旯，作者也能从中翻检出诗人心绪中儿女情长、烟火之气的渊源。写林觉民的英勇就义，相较于家喻户晓的《与妻书》，其《六国宪法论》《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等著述作者并未轻易放过，后者更能令人明白革命志士甘于抛妻别子行为背后的精神支柱之所在。可见，对书中所涉人物的著作、日记、奏章、书信等，作者均下过一番资料爬梳的功夫。本书满足了历史散文对真实性的严苛要求，凸显了写作者的诚心诚意。
作者善于以丰富的想象为桥梁触摸心灵。历史散文不离史实，但绝不堆砌史实。如果说，史料记载的事实已然凝结成为某种知识，那么散文书写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则离不开“想象”的津梁。康德曾言，想象力与知性之间的自由嬉戏才是审美愉悦的心理根源。哲人的话里隐藏着打开历史散文写作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简单说就是通过散文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把知识性的史料还原到其曾经活生生存在过的时代语境中，在作者与所写对象的共情共鸣之中，在跨越时空的心灵呼应之中，让冰冷的史料再度获得美的体温。可以说，《历史的斑纹》找到了这把钥匙。龙潭精舍“畏庐”里的林纾翻译着《福尔摩斯》，马限山顶的沈葆桢伫立凝望着闽江浊浪，流放途中的林则徐回忆起乌白双塔、左营司巷、市桥灯火，冰心在南后街的“紫藤书屋”里享受着文学滋养……作为寓居京华的福州人，作者对故乡风物气息的深刻记忆为他对历史背影的想象式还原插上翅膀。其笔下，时间的鸿沟在心与心的触摸中抚平，逝去的往昔在想象的共鸣中重现。历史由此融化进当下的现实，英灵的魂魄亦再度活色生香。
《历史的斑纹》遣词造句精心雕琢，运笔行文富于节奏，叙事描写宛如眼前。作者眼中，林徽因是生命的一炉香，冰心是春天的一丛藤。孤寂的庐隐如鼓岭的一团雾，睿智的严复似天地的一声雷。“潮润的江风，顺着宫巷潜入沈府。院里，爬过马鞍墙的榕枝滑落几声鸟鸣，婉转如古诗；陶缸中的芰荷，在午后的阳光里，安然打盹……”镜头般的句子，烘托出沈葆桢在家闲居时的安逸、舒缓。“既是伴侣的耳语，亦是历史的文身。一百年后的今天，面对热血勇士向万水千山说出的最燎烈的情话，我们仍能接近生命的真谛。”凝练精到的比喻，将《与妻书》中的温情、决绝、惆怅、悲伤、英勇、无畏种种况味一网打尽，舍生取义亦柔肠百转的林觉民跃然纸上。正是这些生花妙笔托起了书中史实的严谨与想象的自由。
（作者：杨光，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