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学规最早出现于南宋，又称规约、揭示、学则等。南宋时期，理学思想与书院教育紧密结合，书院规制日趋完备。学规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思想和人生哲理，是书院制度精华所在。吕祖谦所作《丽泽书院学规》为学规之始，而影响最深远的学规则为理学名家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简称《揭示》）。《揭示》不仅对书院师生道德情操的养成有着积极作用，更是朱熹理学思想在书院教育中的集中体现。
朱熹撰写“揭示”
朱熹认为，教育是“政事之本，道德之归”。朱熹一生与书院有着不解之缘，曾创建、修复了包括寒泉、武夷、岳麓、白鹿洞在内的多所书院，白鹿洞书院也由此获得新生。
两宋时期出现了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家，书院成为他们传播自己学说的主要阵地，朱熹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生活的年代，由于多年战乱、政府财力匮乏，导致当时官学“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圮，斋舍荒废”。朱熹认为当时的科举教育过于功利化，沦为士子“钓声名、取利禄”的手段，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则“未有闻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朱熹试图以振兴书院来达到使读书人懂得“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目的，扭转世风日下之局面。
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山川环合，林谷幽邃。北宋初年，白鹿洞书院由庐山国学改建而成，此时的书院规模不大，影响力也有限。朱熹重修书院，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白鹿洞书院才真正声名鹊起，跻身四大书院之列。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中记载：“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曾到访白鹿洞书院，见书院荒废已久、断壁残垣，唏嘘不已，他认为白鹿洞书院“累圣相传，眷顾光宠，德意深远，理不可废”，遂下定决心复兴书院，为书院置办院产，征求图书。朱熹又力排众议，说服宋孝宗为书院赐额，白鹿洞书院正式得到官方支持。在朱熹的不懈努力下，书院在荒废百年后重获新生，并逐渐闻名遐迩，被后世学者誉为“天下书院之首”。书院开学之际，朱熹亲自讲说《中庸》首章，并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即为《白鹿洞书院揭示》（又名《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朱子教条》），希望以此勉励诸生。《揭示》集中诠释了朱熹关于书院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的教育思想。
正文仅百余字
《揭示》简明扼要，正文仅百余字，可分成5方面内容，依次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为书院教育提出明确的目的要求和培养途径。《揭示》正文是朱熹借用先贤言论，结合自身理学思想之精髓归纳而成，实现了创造性诠释，不愧为理学集大成者。
首先，朱熹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五教之目”列在《揭示》之首，“学者学此而已”，说明“明人伦”是书院教育的根本所在，体现了“明人伦”的重要性。“五教”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立德是书院教育之根本。
其次，朱熹提出了“为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朱熹看来，做到学、问、思、辨，便可“穷理”，并且将“为学之序”运用于书院的教学活动中，将其融入读书方法之中。朱熹十分看重读书，他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为此提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的六则“朱子读书法”来指导生徒读书。在朱熹看来，学习是不断积累的过程，故要求生徒研读儒家经典应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序，而《四书》又置于《五经》之前，循序渐进、由表及里。
最后，“穷理”要落实在“笃行”之上，两者构成书院教育的两翼。朱熹将“笃行之事”细化为“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三部分，足见这位理学集大成者对道德实践的看重。南宋时逢乱世，理学家们以培养经世济民之人才为己任，而抵抗科举利诱，摆脱场屋俗学的关键则在于“笃行”。其中，“修身之要”是指“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身”与“立德”相辅相成，诚实守信、恭敬谨慎、知错能改是为人的基本原则。“处事之要”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他曾邀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养成正确的义利观，提升个人品德修养。朱熹对“接物之要”亦有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在人际交往方面的经验之谈。处事待人要宽宏大量，与人为善，以“恕道”精神为准绳。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则强调严于律己，时刻进行自我反思，完善人格。《揭示》充分反映了儒家的修身思想，如果说学、问、思、辨停留在认识层面，那么“笃行”则上升至道德践履的高度。“穷理”与“笃行”缺一不可。通过上述努力，就能实现理学家们“传斯道而济斯民”的远大抱负，开创河清海晏的盛世局面。
“揭示”影响海外
理学注重培育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白鹿洞书院揭示》所要达成的目标是“讲明义理，以修其身”而后“推己及人”。“修身”是“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基础。“穷理正心，修己治人”是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生徒的真切希望，也是古之哲人对修身、处事、接物等多方面内容的深刻思考，更是千百年来书院精神的真实写照。
由于《白鹿洞书院揭示》揭示的是“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因而具有宏观性、纲领性，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所以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评价《揭示》：“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潭州知州，重建岳麓书院，将《揭示》移录其中，史称《朱子教条》。淳祐元年( 1241年)，宋理宗赵昀视察太学，手书《白鹿洞书院学规》，赐示诸生。其后，或摹写，或刻石，或模仿，《白鹿洞书院揭示》遍及全国书院及地方官学。于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学规。
明代白鹿洞书院多位洞主都曾参考《揭示》，拟定新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明代理学家胡居仁所作的《续白鹿洞书院学规》。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对朱熹的《揭示》极力推崇，“愚惟朱子《白鹿洞规》至矣尽矣，士希贤，贤希圣，举不出此矣。”他为东林书院制定的《东林会约》，就是在《揭示》基础上完成的。
清代经学家李文炤任岳麓书院山长期间，曾编写《岳麓书院学规》，其中“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等思想与《揭示》可谓一脉相承；岳麓书院另一位山长王文清所编订的学规则对学子提出尊敬师长、明辨义理、崇尚节俭等道德要求，将《揭示》中德育内涵系统化。
《揭示》还名扬海外，如朝鲜著名学者李退溪的《伊山书院学规》、日本阳明学鼻祖中江藤树的《藤树规》，均是以《揭示》为蓝本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