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月林
我的妻子虽然没有白嫩的肌肤，苗条的身姿，更没有较高的文化，但却拥有一颗金子般善良的心，她为我带来了家的温暖，并为此付出了许多。 妻子初到我家，也就是1989年，我在村子里担任民办教师，每月工资仅五十多元（还不能按月支付，总是到年底才能付给一部分。），虽说吃的不欠，但居住条件却不是十分乐观。由于我家的几间瓦房年久失修，遇到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里边还下。这时候，我们就用盆子去接屋顶漏下来的雨水。待雨过天晴，妻子便到山坡上弄来荆条，再和上稀泥，叫来会木匠的娘家爹帮忙，对漏雨的屋顶进行擦补，使我们一家人免受雨水之苦。在家里，她扫地、做饭、洗衣服、照顾公婆；在地里，她割麦、收玉米、锄地、打坷垃，整日沉溺在忙碌之中，从不和别人聊天，也不到别家串门，更不和同龄人一块儿打牌、逛街。 后来，我们家养了鸡，喂了牛，再加上有了两个孩子，妻子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每天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天衣无缝。她把两个孩子留给父母看管，每天天刚亮就得到山上放牛，除中午有些机动时间干点儿农活外，下午也要到山上放牛，直到天黑才能回家。至于缝补衣服、蒸馍、做手工等则是晚上的事情。晚上，我经常看到妻子或坐在缝纫机旁做衣服，或是半夜蒸馍、纳鞋底、缝补衣服……，好像有永远干不完的活儿。
1997年，我到程村小学教书。有一次，我回家过星期天。走到村口，看见妻子一个人拉着架子车，车上装着麦糠，正吃力地经过村边的一个土坡。我连忙迎上前去，接过架子车背带，把车子拉回家中。我望着满满一屋子麦糠，再望望妻子那晒得黝黑的皮肤，还有那凌乱的头发和满脸的汗水，感到既心疼又内疚，嘴里却说不出一句感激和赞美的话语。妻子为了使牛有足够的粮草，能够顺利过冬，到处收集麦糠、豆秧，还怕我分心，影响工作，就一个人用架子车一次次往回拉。吃了多少苦，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秋天的一个早上，妻子早早地放好了牛，把牛拴在河边的大树上。回家匆匆地吃了些早饭，让年迈的父亲帮忙照看。然后，到地里掰了一些玉米，到市场上去卖。中午路过河边，妻子听见小牛犊哞哞直叫，定睛一看，发现一头大牛不见了踪影。原以为大牛挣断了缰绳，跑到庄稼地里去了。谁知，附近的几块地找遍了，也没有发现一点儿蜘丝马迹。正在焦急时分，听到有人说，十分钟前，他发现有个人大约40岁左右，肩上搭件衣服，牵着牛，顺着往水厂去的道路，一直往前走了，当时，那头牛还一边走一边叫。妻子听了这些话，一路紧追，一边走一边向过路人打听。一路上，她看到了牛刚拉的粪便，也打听到了偷牛者的踪迹。无奈天色已晚，又迷失了道路，妻子只得顺原路回家。第二天，我们得知，那个人将牛牵至盐镇街时，被人识破，弃牛而逃。于是，我家花了900多元的代价，又将牛赎了回来。从那以后，妻子更加小心了，即使中午吃饭或者午休的时候，每隔一会儿，就得到旁边看一眼，生怕再有些闪失。
由于父母有病，孩子又要上学，家里的生活变得有些捉襟见肘。为了给父母治病，供孩子上学，应付那没完没了的杂差，妻子与我商量后，忍痛将牛卖掉，而我也辞去了民师一职（2004年8月）。我们一起到舒家河砖厂拉砖坯、干杂活，到燕沟煤场装煤、卸煤，其间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二零零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早上，妻子到燕沟煤场干活，不幸被煤块儿砸到。当我赶到时，发现妻子的右手虽被毛巾缠着，但仍然血流不止，血水透过毛巾渗出来，把毛巾都染红了，面部表情十分痛苦，被送到义马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妻子的手部被砸部位缝合了二十多针，至今右手仍然留有缝合的疤痕，无名指和小指如今已经畸形，难以恢复。 如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大气污染防治的进行，我们这里的粘土砖厂关闭了，煤场被取缔了。妻子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在农闲时节，还要到外边打点儿零工，补贴家用。由于岁月的侵蚀，她的两鬓已经斑白，额上的皱纹也渐渐地多了起来，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但她仍在为这个家劳碌奔波，默默奉献。 妻子在家的时候，院子里打扫得纤尘不染，干净整洁；屋子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各样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每天，妻子做好可口的饭菜，送到面前；出门时，妻子让你换上干净的衣服，千叮咛万嘱咐，路上注意安全。 妻子为了这个家，真是操碎了心，流足了汗，付出了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