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父亲既没有酒瘾也没有酒量，但在闲暇时还是喜欢喝上两口儿，而且每次喝酒的时候，他总会自言自语地嘟囔一句：“哎，用什么下酒呢？”
父亲说的“下酒”，其实是指“下酒菜”，用个文词说就是“酒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朋友相聚，酒肴自是应有尽有，鸡鸭鱼肉，生猛海鲜，四时果蔬；可过去不同，手中缺钱，酒肴就难求丰富，一个咸鸭蛋，一碟咸菜条，一盘大葱蘸酱，都会成为下酒菜。
记得父亲喝酒时，实在没有下酒的菜肴了，就顺手捧一捧干皮花生，堆在眼前的桌面上；一边剥花生，一边饮小酒。那时候的白酒都是高度酒，喝酒从来不用杯子，都是用酒盅，酒盅多是粗瓷质地，个头儿不大，只能装一二钱酒的样子。父亲手中，“噼啪噼啪”地响着，一粒粒粉红白胖的花生米，就从壳中剥将出来；眼睛连看也不用看，由下至上顺手一抛，一道美妙的弧线随即入口，随着“咯吱咯吱”的咀嚼声，父亲缓缓端起酒盅，送到唇边，“滋儿喽”抿上一口，瞬间眉眼顺帖，笑意盈盈。一顿酒不过几盅，父亲要喝很长时间，那情形，颇有几分神仙的潇洒自在。彼时，四溢的酒香满屋飘散，踟蹰一旁的我早已垂涎三尺，终于打了个全家人都不在的“时间差”，也照猫画虎，摆上一堆儿花生米，拎过父亲的专供酒，为自己满满斟上一盅。只可惜，还是炮制得不得要领，整盅酒忙不迭一口灌下，未及入肚，喉咙已然是火烧火燎的疼，纵是把一把花生米强塞入口，依然压不住那呼之欲出的咳嗽，顷刻间便涕泪横流。
无酒不成席，无肴怎下酒。古老的中国有着悠久的酒文化，自杜康造出那第一坛美酒开始，上至庙堂大夫，下至市井百姓，上至文人雅士，下至泼皮无赖，好惜这杯中之物者，何其多也。不过，在中国有酒无肴的饮酒状态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这一点中西方的差异巨大。虽然我本人并没有出过国，与外国朋友也少有正面接触，但通过许多影视作品对国外诸多生活习性可见一斑。老外们应该是不分男女，无论老少，都可以在酒吧的柜台要上一杯颜色浑浊、度数不明的鸡尾酒，一直干喝上几个钟点儿，顶多是加上几块冰块。这在传统中国人眼里，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咱们就是在路边摊儿喝上两瓶啤酒也得点上几串羊肉串不是？
下酒菜是必要的，只是有时须讲究，有时可将就，这跟酒局的地域、环境、人物等情境皆有关联。你来到湘西古镇，当地的特色是米酒配腊肉，而去到青岛海滨，人们的最爱就会变成啤酒搭海鲜；豪门巨商筵宴排场，崇尚羊羔美酒，觥筹交错；而江湖侠士挥斥方遒，更喜瓶酒方肉，弹剑而歌；景阳冈上的武松高大威猛，在十八碗烧酒和数斤牛肉的助力下可以拳打斑斓猛虎，而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穷困潦倒，那几粒茴香豆成为落魄酸腐文人最后的一缕遮羞布......
多年之后，当我自己真正意义喝上酒时方才明白：父亲喝酒，其实享受的是喝酒的过程，和其间洋溢的那份闲适和悠然。花看半开，酒喝微醺。的确，真正会喝酒的人，喝酒不是为了求醉；喝酒，似乎是为了寻找一种更好的生命状态。所以，喝酒，就不会过分计较酒肴，只要是能下酒就好。仿佛，下酒菜越简单，越能表达出一份生命的情味。
丰子恺在《吃酒》一文中，这样讲述一位酒友：每次吃酒，只需三四只自己垂钓的河虾就好。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吊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由此，丰子恺最后定性：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见此人是个酒徒。
而我，每读这段文字，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位酒友，真是一位懂得生活的人。他懂得享受生活中细节的美好，他用自己的细节行为，构建自己生命中那份缓慢的节奏，从而让生命充满情趣，让生命彰显出一份简单的风雅。
“哎，用什么下酒呢？”如今，每次与朋友聚饮，我总会想到父亲从前嘟囔的这句话。
越发觉得，在昔日那物质贫乏的日子里，父亲却仍然能于简之又简的下酒菜中，获得一份简单的生活享受，也算是高人、雅人了。
是啊，生命的真情味，无处不在，只要你学会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