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是我七年来的追求，今天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的考博梦想终于成为现实，尽管考取的学校并不理想。
我是一名军校教员。七年前，即1997年，我从上海一所军校硕士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西安这所军校当教员。在军校里，学生一律被称作“学员”，教师一律被称作“教员”。
对这种称呼，我始终不大习惯，因此，我曾多次明确告诉学员，我喜欢听到“老师”的称呼，但不知何故，绝大多数学员至今仍称我为“教员”。
来源：考试大
我的本科阶段是在陕西师大上的，学的是政治教育，1994年毕业。我家在陕南秦岭山区农村，毕业时选择报考军校的研究生，只是为了在上学期间能有一份工资待遇，以便为当农民的父母减轻负担。
我当初考研所报的专业是中共党史，考的就是今天我所在的这所军校，但在录取的时候，我却被调剂到了上海那所军校，而且改学经济学了。我是个学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人，很快就对经济学情有独钟了。
但是，上研究生期间，我的经济学学的并不好。由于本科阶段根本没有接触过西方经济学，我的专业课几乎要从头学起。
在那所军校，我考上的那年是经济学硕士点第一次招生，而且只招了我们两个学生。因此，大概是为了教学方便，学校让我们到临近的复旦大学去修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差距，那里上课用的教材是英文原版书，我很难读懂。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我都是在复旦教授的照顾下勉强过关的。
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经济科学的浓厚兴趣，我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而且要攻读西方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1997年被分配到西安以后，我一直在想考博的事情。但年龄大了，工作稳定了，考虑的事情也多起来。第一年，不少热心的同事给我介绍对象，见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才找到了感觉。
结婚后还有一个适应期，做家务、吵嘴、游玩，一晃又过了一年。在工作上，由于是初为人师，前两年自然很卖力，备课、试讲、上课，也付出了不少，但这两年我带的课几乎都与经济学没有多大关系，所以，除了教学能力，专业知识方面没有多少提高。这样，来西安工作的前两年没敢奢望考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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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的春天，我偶然得到了一个给一所不出名的地方高校代课的机会，所代课程就是西方经济学，于是，我第一次捡起了自己的专业。由于过去读研期间在复旦学过的西方经济学早已生疏了，尽管我每次上课都做了认真的准备，在给学生讲解经济模型的时候还是磕磕绊绊的，只能勉强应付。
但从此开始我终于重新进入这门课程的知识体系了。幸运的是，从当年秋天开始，我所在的军校开始招收经济学本科自费生，学员全部来自高考。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班的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两门主课。
就这样，一年教学搞下来，我在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方面长进不少。
带课之余，我断断续续在自学英语和高等数学。这时候，我真正开始为考博作准备了。在以后的三年中，我一直为经济学本科生讲授这两门课。教学相长，在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同时，我的专业能力也提高很快。为了给自己加码，我舍易求难，教材年年换，将西方经济学教材从本校过去编写的一本小册子，换成复旦大学尹伯成老师主编的那本《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后来又换成了周惠中的《微观经济学》和袁志刚的《宏观经济学》。
特别是最后这两本书，连我学起来都很费劲，更别说学生了。期末考试，我特意把试题出得很简单，尽管如此，全班学员考及格的也不足一半。经济思想史这门课，最初我用的是鲁友章、李中正那本老掉牙的《经济学说史》，后来改用陈孟熙的《经济学说史教程》，最后换成了马涛的《经济思想史》。
改用名牌高校编写的高水平教材，不仅使学员受到了正规的经济学教育，而且使我深受其益，初步完成了考博的专业知识准备。
但是，学校领导并不支持我们教员考博。这其中的原委，我想大概是因为考博的人多了，领导怕影响教学工作；更主要的是，军队的工资福利制度没有为高学历人才提供有效的激励，外面的博士根本没人愿意来军校工作，本校教员考取博士以后大多数又都不愿意再回来。
我们教研室曾经有一位同志，硕士毕业就想转业，学校不放，博士毕业又想转业，学校当然还是不放，最后进了吉林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时学校却突然同意他转业了。他走后我才知道，是我们学校的顶头上司──总政的一位高层领导在他转业问题上给学校领导打过招呼。
自从他转业之后，学校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目的完全在于限制教员考研、考博和转业。如今，尽管领导们口口声声说要鼓励学习、鼓励考博，但谁都知道，这是假话。
我第一次提出要考博是在2002年，当时领导说学校有规定，每个教研室每年只能有一人考研（不管是考硕还是考博），让我等一年再说。
03年，也就是去年前半年，领导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多次明确表态，说一定保证我能参加04年春天的考试。但到了9月，领导的口气突然变了，他说张某某、王某某都要考，让我再等一年。我急了，找了好几级领导，但他们和教研室领导的说法如出一辙。我这才明白，决定权其实就在基层教研室。
我当时几乎愤怒了，一方面给学校某首长写了一封“考博申请书”，痛陈我今年考博的理由，另一方面，加紧从事地下活动，去了一位重要领导的家。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今年不让我考，我马上提出转业，并停止带课。谁都知道，军校没有学术空气，我们这些搞经济学专业的，在军校呆着等于慢性自杀。
因此，我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但是，我又能怎样呢？军队一贯严格控制着硕士以上高学历人才的转业，加之军校又制定了各种各样限制人才流动的土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过硬的私人关系，要想转业和调走是不可能的。
2004年，新一轮裁军计划开始实施，全军70多所院校面临大调整。
在我们学校的改制中，我所在的经济学教研室将被撤销，人员将被分流到其他教研室去。其实，在军队院校，与“军”字有关的学科和专业才是发展的对象，象我们这样的基础学科，始终处于被轻视的尴尬境地。尽管我们学校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尽管我们教研室14名同志中有中高级职称的就达6人，硕士生导师4人，尽管我们教研室的平均学历在全校是最高的，如今具有博士学历的就有5人（含在读），其他人员也大都是硕士学历，但我们教研室从来都没有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学校的各种奖项和科研经费与我们无缘。
早在去年，学校突然停止了经济学本科班的招生，我们马上就要无课可带了。今年9月，我们教研室将不复存在；明年，我们将被分散到其他教研室，被迫承担与自己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课程的授课任务，到时候必然要面对新的环境、新的领导，如果今年不能报考，我在今后几年内大概都无法争取到考博机会。
因此，我自然很着急，甚至很痛苦。
去年11月中旬，不少高校的考博报名工作已经开始。正当我万般无奈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转机，上面突然同意我报考了。此时，谁也不再提及学校对教员考博所设定的种种限制条件了。我想，这种变化与此前不久我曾上门拜访过的那位学校领导不无关系吧。
我们教研室被同意报考的竟然有四人。就这样，在惶惶不安地浪费了三个月宝贵光阴之后，我终于正式进入复习备考阶段。
在复习考博过程中，我也面临不少实际困难。我已经有了小孩，两岁的小家伙整天缠着要我给他讲故事；自从有了小孩，家务也增加了好几倍。
要找个好保姆也非常不易，我家的保姆两年换了五个，至今没找到一个比较合意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安心考博，我在教学区借了一间单身宿舍，吃饭、睡觉全在这里，几天才回一次近在咫尺的家。除了上课和应付军校里所特有的各种政治学习和频繁，我就呆在这间屋子里学习，这种日子一直持续了半年。
当然，关在房子里学习必定会有疲乏、孤独和苦闷的时候，我还得通过看电视、回家带小孩等方式来调节。
11月下旬办理报名手续的时候也很不顺利。由于估计到今年考不上明年将难以再考，因此，为了保险起见，我准备多报几所学校。但干部部门负责办理报考手续的人硬说学校规定每个教员只能报考一所学校（谁也不知道这是哪个白痴领导定下的规矩），最后还是通过私人关系才在我的四份报考材料上全部盖了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