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国学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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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我最想穿越到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朝代，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宋”。
羡慕它文化上的最中国，宋时的烟火，憧憬那一夕风月，锦绣繁硕。“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少长咸集，携子伴妻，竟日嬉游，流连于崇新门外玩具珍异，游赏于临安城内桃红锦绣。
杭州大街，买卖昼夜不绝，三更时人方散去，五更时便又复苏了。大街关扑，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像生花果、鱼鲜猪羊蹄肉，及细画绢扇、细色纸扇、漏尘扇柄、异色影花扇、销金裙、四时玩具、沙戏儿。四时风物不同，乐亦无穷也。带三朵花点茶婆婆，敲响盏，掇头儿拍板，大街游玩人看了，无不哂笑。又有须卖糖，福公个背张婆卖糖，洪进唱曲儿卖糖。又有担水斛儿，内鱼龟顶傀儡面儿舞卖糖。有白须老儿看亲箭闹盘卖糖……大小饕客都足以尽兴而归。
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宋朝集四海之珍奇，会寰区之异味，花光满路，箫鼓喧通，可谓是繁华至极。
然而这一切的罗绮飘香，市井繁阜皆建立在宋朝成熟的商业系统之上。“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的明丽繁华之景也得益于这个市民经济和商业活动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一种更富商业气息和市民气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宋朝开始兴起。两宋也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逐渐向我们展现费正清笔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那么，宋朝的商业为什么会如此发达？市民经济为什么能够得到蓬勃发展？接下来，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尝试着为大家解惑。如有异议，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师的斧正，此处先表言谢。
一、时空限制的打破：坊市合一和取消宵禁宋代商业活动比之前王朝更为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集市的发展，而集市的繁荣又绝然离不开时空方面的宽松环境。
首先谈一谈空间限制的解放——坊市分离制度的打破。
当然，坊市分离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北宋初年，商人破墙开店也被明令禁止，宋朝新兴的城管行业的一项职责就是拆除违建设施，但随着商业的蓬勃发展，其趋势不可逆转，且能够带来丰厚的税收，于是北宋政府对于自发生长的商品经济与商业活动有所妥协。虽政策上有所让步，但立法方面仍极为严格。开宝九年（976 年），宋太祖赵匡胤下旨：“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拆除违章建筑，《宋刑统》也增设条令：“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对违规占道经营者处以刑罚。但随着市民的“侵街”运动日益频繁，公共生活空间类型增多，北宋逐渐打破了唐时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封闭化的城市管理模式。宋代的管理队伍“街道司”也与“监市”与”侵街“的商贩们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据《东京梦华录》载，“景灵东宫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大相国寺，直至十三间楼．旧宋门．”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显然是售卖物品的商店，而十三间楼则是五代后周时大将军周景威的宅邸，此时应为居民区，由此可见北宋的城市规划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坊市分离，形成了“坊巷桥门及隐蔽去处，俱是铺席买卖”的景象，而这显然大大促进了其商业的发展。
然后是时间限制的打破——取消宵禁。
事实上，北宋除了都城开封，别的城市并不是长期取消宵禁的，但是相对于前朝，北宋对于商业活动时间的限制已经十分宽松。在唐朝长安，每晚都有”执金吾”的执法人员用鼓声来告知百姓，也代表着禁夜的开始；次日早晨，鼓楼钟声敲响，表明禁夜结束。日暮鼓动，坊市紧闭，路人绝迹，唯有逻卒。这种对于时间的严格管控，在宋朝逐渐放松。宋朝的汴梁与杭州更成为了不夜之城。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
这既得益于北宋时期市镇的发展,也得益于政府政策的开明。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混乱局面，战乱平息、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人口不断增长。这些人口在经济吸引和政策支持下纷纷聚集，促进了市镇的发展，而市镇对于商业市集的需求又是自给自足的乡村所远不能及的，自然就促进了宵禁政策的打破。而北宋政治较为清明，统治者关心百姓民生，宋太祖就曾下令：“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对于市集时间限制的打破，《东京梦华录》中有多处相关描写，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谓之杂嚼，直至三更。”，更有“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都表现了开封城市集昼夜相接的繁华景象。而杭州城郭之美，人烟之盛，商贾之富，并不亚于开封。“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夜市规模不输汴梁。
二、商业管理的进步：民间行会和政府管理行会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偷税漏税、买卖假货等现象，如宋人周密在 《武林旧事·游手》中就记载有买卖假货，以次充好，用纸作衣，用铜铅作金银的违法行为，人谓之“白日贼”。而此类现象一是会破坏行业信誉，造成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则会招来政府的处罚。为了避免这些结果的发生，也为了更好地获利，各行业自发地组织起民间行业管理机构来，这就形成了北宋时期分布广泛的行会。行会负责民间自主设置行业规范，并主管大宗贸易，如《东京梦华录》所载，“每一交易，动辄千万，骇人闻见。”
另一方面，北宋行会的进步之处还体现在它分工的明确性上。北宋时行业分工已经相当明确，《东京梦华录》即有“食店”、“肉行”、“饼店”、“鱼行”、“马行街北诸医铺”的记载，而行业之内还有细分，如“在京正店七十二戸，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即说明仅酒楼一项，就有高档低档之分，别的行业，也是许多店铺档次不同、规模不一。在此情形下，宋朝行会的专业性、分工性也是很强的，如在雇佣人力方面，“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不同行业的雇用工匠各有不同行老引荐，便体现了各行会的明确分工。
为了应对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乱象，北宋政府也加强了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建设。
宋代的商业法律就前朝而言有了极大的完善，，宋代的商业立法活动大致可分为五项：
(1)制诏《宋刑统》。《宋刑统》是作为宋朝的立国大典来颁布的。其中在“户婚律”和“杂律”中有体现管控宋朝商业活动的律令，例如设立“死商钱物门”来规定商贾去世后的财产继承权等问题
(2)编敕。宋朝的编敕是对皇帝的诏敕进行官方行为的系统编集，使之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换言之，也是为了弥补《宋刑统》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商业活动的缺陷。为了快速发展的商业活动，编敕中关于商业规范的法令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例如：在适用于三司、户部的编敕中就有关于盐茶禁榷、 市场管理、货物运输、价格评估等方面的商业立法。
(3)编例。编例是指系统编集典型案例、特旨等使之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用以补充律典不足的一种立法活动。其中也有体现商业立法的律令，如《盐法续降指挥》等等。
(4)编撰条法事类。编撰条法事类主要是为了便于司法官吏的检索和使用，是对宋代纷繁的立法活动的一个系统性整编。在诸如《庆元条法事类》中便可以看到宋代完备的商业法律规范。
(5)汇编市舶敕令。汇编市舶敕令是关于海外贸易的专门的商业立法，也间接反映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发达，也是宋代法律先进性的体现。
除商业立法外，宋代对于商贾财产的管理也十分严格。例如在仓库财物的管理上，《宋刑统·仓库律》中就有许多相关法律的记载。在财物入库这一环节，不仅对应当入库的财物有严格规定，对不应入库的财物也有要求。“诸财物应入官私而不入，不应入官私而入者，做贼论。”由此可见，北宋仓库管理公私分明，财物应入官库亦或私库，各有其明确规定，彼此绝无逾越，这也可以有效地防止偷漏税行为。而对于偷税、借贷等行为，《宋刑统》也有非常明确的处罚标准——“诸应输课税及入宫之物，而回避诈匿不输或巧伪湿恶者，计所阙准盗论，主司知情与同罪，不知情减四等。”由此处记载我们还可以看出北宋时期对于商业的管理不仅仅是局限于对于商人、纳税人和借贷人等民间方面，对于官员他们同样有明确的规定。事实上，由于一旦出事无论知情与否官员都有失职之过，所以往往官员所承担的责任比民众还要更大一些。对于罪过双方都存在的明确处理规定也体现出北宋商业管理的系统性与先进性。
宋代统治者积极采用法制手段来进行市场的管理，放松了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管控，给予了市场一定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并且通过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市场行为，例如完善度量衡的标准，维护市场的秩序，打击扰乱市场的违法行为，进一步维护了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从而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传统官营经济的统治下谋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使得宋代商品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
三、经营模式的突破：宣传模式的进步和服务意识的提高北宋商业很重视店铺品牌的宣传和消费者的消费质量，广告宣传成为北宋商业不可忽视的一项特征，而满足各阶级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娱活动也是空前繁荣。
开封城繁华似锦，各色店铺鳞次栉比，不同商业类型分工明确。各店铺的店面装潢也根据所经营商业种类不同而各具特色。比如皇城东南角的东角楼街巷处主营大宗贵重买卖，店面装潢就威武宏伟，“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而主要提供餐饮休憩的酒楼行业就更注重店铺的热闹华美和客人的舒适度，在灯光和曲廊空间布局上非常细致，有时更是会以彩球秀带装饰楼宇，以突显一种明艳繁华的景象。“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等等相关描写就充分体现了北宋商业的一派繁华之景。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时店家就已懂得就地取材，抓住时机，如每年重阳佳节到来时，“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以时令节物装饰店铺,着实新奇有趣，即使现在看来，也十分引人注目。
北宋汴京店铺的店名设计也可谓别具一格，除了如“丰乐楼”、“长庆楼”等以平安喜乐之词命名的店铺外，还有大量店铺是以店主名字命名的。光是东角楼街巷就出现了“史家瓠羹”、“万家馒头”、“张戴花洗面药”、“国太丞张老儿金龟儿”、“丑婆婆药铺”等多家这般命名的店铺，可见此风之盛。以现代的角度看，这便是一种较为初级的品牌营销策略，对于商品宣传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至于叫卖吆喝，这也是推动商品宣传的一种手段，在汴京亦为流行。“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每日清晨开始，丰富多样、清爽干脆的吆喝声便响彻市集，余音悠长，至晚不休。并且叫卖者的吆喝声有十分富有特色。于是艺人们将其提炼成一种专门的声乐艺术，谓之“叫果子”叫卖声悦耳动听，多能引起消费者的购买兴趣。
除了叫卖之外，宋代商家的营销手段，一点也不逊色于如今“双11”各类卖家五花八门的销售手段。例如在广告宣传方面，商贾大家多请社会名流为其店铺写“广告词”，例如苏轼就曾为杭州径山龙井水题词，并在最后末尾附上一句“龙井水洗病眼有效”的广告词。除了打广告之外，商家还会举办“维密秀”来吸引眼球。例如每年新酒上市前，管理酒库的机构都会择日评酒。到评酒那天，有些酒库便会聘请艺伎为其美酒进行代言。艺伎们皆身着“销金衫儿裙儿”， 骑着锦绣玉鞍，手执“花斗鼓儿”，亦或手捧“龙阮琴瑟”。在御街飒然而行，引得无数“浮浪闲客，随逐于后”。艺伎所经之地，皆“高楼邃阁，绣幕如云，累足骈肩”，可谓是难得一见之盛况。
除了营销之外，宋人商贾也极为注重服务意识，这种意识，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方面主要体现为细致入微的客户服务，精神方面主要表现为重视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北宋汴京已经出现了现代服务生的雏形，当时的街道两侧的妇人多“腰繋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来往酒客“换汤斟酒”，时人谓之‘焌糟’”，‘焌糟’嫂嫂端茶送水等服务活动已和现在服务生十分相似。更有一些闲人商贩，服务时几乎是“见缝插针”，“更有平民百姓进入酒馆等餐饮之地，见穿着衣锦的少年之辈饮食，便“近前小心供过，使令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时人谓之‘闲汉’。，其服务意识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店内服务极其周到以外，店外服务更是做到细致入微。客人只需差人到饭馆里点个菜，店家便自会将饭菜送上门来，货到付款。为了保证送餐途中，饭菜不至于凉了，宋朝商人发明了一种叫做“温盘”的保温餐盒。温盘是一种厚底的 盘子，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 中间空心， 在里面注入热水， 盘子便可起保温作用。有了这样便捷的条件，就连吃惯了山珍海味的皇帝也难以抵御民间美食的诱惑。经常为自己“开小灶”，“点个外卖”解解自己肚里的馋虫。在隆兴年间的一次观灯节，孝宗赵昚便忍不住“深夜食堂”的诱惑，叫了夜市上的“南瓦张家圆子”和“李婆婆鱼羹”等夜宵，送进宫来，吃后龙心大悦，小费给得大方：“直一贯者，犒之二贯”，送了1000文做小费。而这1000文在当时可是能够买60多斤米，不可不谓之大方。
说到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就不得不提及北宋红极一时的“瓦舍勾栏”。
瓦舍勾栏是大城市中为市民阶级提供精神文化服务的固定文娱场所，其中的娱乐活动极多，除了杂耍戏剧、乐舞歌吟外，还有说史评书、傀儡木偶、赋诗猜谜等等。各种活动丰富多彩，雅俗兼备，极受欢迎，更兼名角齐聚，颇成气候。“杖头傀儡任小三，毎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晩看不及矣。”瓦舍表演不仅在普通市民间大受欢迎，皇宫内苑里也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亦请人观看，毎遇内宴前一日，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 ”可见瓦舍之盛，亦可感精神文化服务已深深渗入北宋人民日常生活之中，由此不可不感慨北宋商业之繁荣了。
那么，为何宋是我最喜爱的一个朝代呢？明明它在武力上是那样弱小，受制于西夏、辽、金和元，屈辱求和。如强汉盛唐皆好征伐，“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或许是中国古代这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定律作祟，宋时人民生活的富庶与安定才格外令人向往吧。我认为我们评定一个朝代的好坏优劣，不仅看它的文治武功，也应当参考它的“国民幸福指数”。在为人民谋民生福祉上，我认为宋最成功，也算应了宣和楼上“与民同乐”的那句话吧。
回望大宋王朝，畴昔歌舞升平，不甚繁华，可谓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作为当时的第一大国，宋朝也以它特有的自信与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经济总量纵观整个古代社会，亦可傲然。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爱德华也曾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经济平均水平富裕一倍”。然而宋朝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密不可分，也与国家政策的管理与扶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繁荣一时的大宋最终倒在了北方草原文明的铁骑之下，山河破碎，荠麦青青，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但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穿越至大宋王朝，闲逛于汴梁城外，时日正逢阳春三月，柳岸桃红，花团锦簇。气序清和，昼长人倦，榴火将燃，飞燕引雏。正宜凉亭水阁，约三五好友，围棋投壶。吟诗作对，抚弄凤尾箜篌，翻弄新曲。
汴梁一梦渐阑珊，梦魂牵，月华圆。忆昔年时，曾与醉相眠。昨夜西风新雨后，桃红绽，倩颜盼。
御街相逢结情缘，共游园，倚雕栏。心事如云，香汗浸青衫。多少新愁眉黛蹙，平生意，寄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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