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并非必然。文明互鉴是顺势而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作者：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全文字数：2975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不同文明接触时先产生偏见，因为语言文化隔阂使各民族习惯于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即种族中心主义)，这是普遍现象，是一种将本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作为参照系来衡量评判他人的态度和行为。试举两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在马里旅行时带了两位本地人——翻译和挑夫。他想小便时走向河边，但挑夫极力阻挡他。由于语言不通，他非常恼火，最后只好到草丛里完事。翻译问他，你知道挑夫为何挡你吗？他回答：是啊，没礼貌。翻译说：挑夫怕你被鳄鱼咬着。他恍然大悟。1992年，我在加纳考察时住在师弟布鲁库姆(Nana Brukum)家。他的妻弟吉米邀我去考察他工作的教会。教士们为了欢迎我与他们一起用餐，专门买了一瓶红葡萄酒。餐前，一位年长教士拿起酒瓶喝了一口。我很诧异，暗想在中国决不会出现先主后宾的场面。当我暗自将本民族的“礼貌”与加纳教士的“无礼”对比时，老人礼貌地说：“尊敬的客人，根据我们的规矩，开瓶之后，先由主人尝一口，以保证酒里没有毒。你看到了，酒是好的，没有毒”，随后给我斟酒。我被深深地触动了。挑夫和教士表达的是善意或好客，是当地文化的表现。如果没有翻译说明和教士解释，伊本·白图泰和我会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对其行为产生偏见。
2015年，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右）与李安山（中）向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赠送李安山有关加纳的中英文著作。作者供图在缺乏交流和理解的民族之间，文化偏见普遍存在。古希腊人认为自己最文明，古罗马人视他族为野蛮，中国人和印度人自认生活在世界中心，白人与黑人互相歧视。伊本•白图泰告诉我们马里食人族不吃白人，因为“他们还未成熟，吃他们是有害的”。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用贬义词夷、戎、蛮、狄来称呼四邻，外国人被称为“鬼”。[1]欧洲人对中国人印象的转变是文化偏见的典型。莱布尼茨曾坦陈：“谁人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着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他对中国的治国之道颇为佩服。[2]伏尔泰、魁奈等启蒙运动学者曾十分推崇中国文化。中国国门被西方大炮轰开后，在欧洲人的眼中，中国从先进民族变为落后民族，从崇尚民主变为喜好专制。[3]文化偏见往往会导致两种结果：消极后果是导致冲突；积极后果是通过包容达到相互理解。文化偏见在国际交往中成为政治工具的情况固然存在，但需要探讨的是如何改变这种行为，通过互相包容来促进理解以避免冲突，达到文明互鉴。包容和互鉴可通过文化政策来实施，也可通过个人交往来实现。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文化繁荣，往往与文化政策有直接关系。非洲古国马里的曼萨·穆萨国王(1312—1337年在位)之所以能在历史留名，与他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有关。他也是第一位出现在欧洲地图上的非洲君王。[4]玄奘(602—664年)西行求法不仅促进国人对古印度的了解，其引进真经亦为文明借鉴的典型。唐宋繁荣与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5]文明互鉴的情况有两种：相通与互补。不同文化的相通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中国与非洲文化存在相似性，如双方均强调集体主义、敬老尊贤、平等相处、宽容待人。[6]非洲学者梅茨认为，儒家文化与非洲文化都崇尚人的社会性，“和”与“孝”是重视社会关系的表现，这与西方社会强调独立、自由、自我表达等不在乎他者存在的行为方式区别很大。[7]乌班图(Ubuntu)哲学存在于南部非洲，即认为个人的存在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实现，大方、平和、谦卑、尊重是优秀品质。它重视人的道德责任，对家庭的责任以及对陌生人照顾的义务。儒家与乌班图的相似性颇为明显。[8]中国与非洲的相同理念构成了双方合作的基础。
资料图：图为山东学生合诵儒学经典名句。梁犇 摄互补是文明互鉴的另一特点。首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在回忆中非合作论坛设计情况时说：“原来中方的设想是，部长级会议结束两年以后，我们再举办一次中非合作论坛更高级别的会议，由中国国家领导人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参会，以回顾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所达成协议的成果。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将会把部长级会议变为长期合作机制，也就是每过三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要再次举行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但是非洲方面一开始就明确要将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设立为长期的制度，因为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认为这件事情是肯定会成功的。”[9]中国文化的稳重谨慎与非洲文化的热情乐观互补，使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得以固定并为他国效仿，这也是文明互鉴。[10]
资料图：身穿铠甲的“古罗马士兵”。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间交流中不乏文明互鉴的例子。非洲文化博大精深，在经历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后，不仅未泯灭，却传播到全球。“非洲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马兹鲁伊(Ali Mazrui)认为非洲文化包含三种历史遗产：本土文明、基督教和伊斯兰，并提出“全球非洲”的概念，充分显示了非洲文化的包容、生命和坚韧。非洲文化的各种形式如雕塑、鼓乐、舞蹈传遍世界。一位北大国关学院的学生曾请我指导有关非洲金贝鼓(Djembe)传播的论文。我问她你为何选这个题目，她回答：“因为我是北大金贝鼓俱乐部的成员。”[11]诸多城市有非洲文化俱乐部，如非洲舞蹈、音乐和非洲鼓等。[12]北京樱花园小学为培养学生的美学情怀，将非洲鼓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并形成校园文化的特色。[13]非洲人也在通过不同渠道学习中国文化。由加蓬、比利时和法国联合制作的纪录片《想飞的非洲人》记录了加蓬青年本扎(Luc Bendza)的故事。他从小就佩服有一身过硬功夫的李小龙。本扎的舅舅时任加蓬驻华大使，14岁的本扎来中国后到少林寺习武，苦练后取得成功。他还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在北京体育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武术七段和国际武术裁判。[14]尼日利亚青年莫西(Moses)的专业是汉语教学，2013年来华后起名“吴文仲”并爱上中国文化，特别是相声和舞狮。2014年，他参加河北“冀之光”外国留学生汉语技能暨中华才艺大赛，凭借超群的表演和技巧获“最佳创意奖”“最佳口才奖”“古诗词背诵二等奖”和“最佳全能王”。[15]
资料图：非洲五国武术学员少林寺习武修禅。李燕 摄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事务》上对冷战后的世界冲突提出假设：“人类之间的巨大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文明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的战线。”为了突出这一假设，他给标题加了问号。[16]1996年，他为“文明的冲突？”这个问题提供了“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即冷战后的主要冲突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这是“全球‘真正的冲突’”。[17]此推测与其政治背景和任职经历有关。[18]他认识到战争非明智选择，为文明对话留下空间，表现在四方面。首先，他承认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19]其次，他认识到东盟是多文明区域组织，承认不同文明对话的可能。[20]第三，他提到世界领袖们合作以止战的可操作性——意愿与合作。第四，他在“中文版序言”里提到文明对话。[21]这既是现实政治之需，也是良知所在。文明对话有多种形式，重要性在于可增进了解和友谊，避免误判或冲突。历史例证甚多。文明对话为理解与合作争取了机会。以东盟为例。1978年东盟成立后部长级会议，其外交部长可与对话伙伴交流。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召开。2009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签署。2010年1月1日起，双方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对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22]这是多文明合作的结果。中非合作论坛是文明对话合作共赢的典范，上合组织是多文明聚集体，2010年启动的中美政党对话和2017年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是文明对话的新形式。文明冲突并非必然。文明互鉴是顺势而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1]祝春亭：《明清时期中国人眼里的西方形象》，《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5：5（2004年10月），第98-103页。[2] [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3]有关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参见[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意]白佐良、马西尼：《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4][美]戴维•C.康拉德：《中世纪西非诸帝国》（李安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8-54页；[美]肯·沃尔夫：《大历史视野》（包慧怡、李韵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115-122页。[5] [美]薜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魏承思：《论唐代文化政策与文化繁荣的关系》，《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6]李安山：《中国与非洲的文化相似性—兼论中国应该向非洲学习什么》，《西亚非洲》，2014年第1期。[7] Thaddeus Metz,“Confucianism and African Philosophy”, in Adeshina Afolayan and Toyin Falola,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fricanPhilosophy, Palgrave, 2017, pp207-221. 非洲学者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传统与非洲文化传统的不同，特别是对“和”这一境界的实现。儒家的“和谐”是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君子或其他上层等级的引导，而非洲人的“和谐”是“通过集团内部的紧密和同情的关系来达到的”。Yvonne Mokgoro,‘Ubuntu and the Law in South Africa’.Potchefstroom Electronic Law Journal,1(1998), pp.15-26.[8] Daniel Bell &Thaddeus Metz, “Confucianism and Ubuntu: Reflections on a dialogue betweenChinese and African tradition”, Journalof Chinese Philosophy, Supplementary to Vol. 38 (2011), pp.78-95.[9]刘贵今：《与大使对话：中非关系的现在与未来》（【科摩罗】达乌德整理），李安山、刘海方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5）》（总第五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页。[10]中非合作论坛为每三年分别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轮换举办。韩国、南美洲、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在中非合作论坛创立后几年纷纷建立类似论坛。日本于1993年设立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每五年在日本召开。非洲国家对这种会议的设置提出意见，要求向中国学习。这样，第五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做出决定，仿效中国将召开的周期改为三年，第六届会议后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11]王涵洁：《浅析非洲鼓乐在中国的流行与分布》，李安山、刘海方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2012年》（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42-458页。[12]赵曼超、甘婷：《非洲鼓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以云南省丽江市大研古镇为例》，《新闻研究导刊》 , 8 (19)，2017年，第167页。[13] Li Anshan, “A Long-Time Neglected Subject: China-AfricaPeople-to-People Contact”, in Garth Shelton, Funeka Yazini April and Li Anshan,eds., FOCAC 2015 A New Beginning of China-AfricaRelations, Pretoria: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2015, pp.456-475.[14]《本扎的功夫梦》，2009年1月14日，中国网，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自贸区是对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
李安山 作者供图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协议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非洲通史》（9-11卷）国际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编辑：韩辉责编：陆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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