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词有：平静如初、悄无声息、惊天动地、趁人不备、身怀绝技、 隔三差五、无边无际、细嚼慢咽、勇猛强悍、咔啪作响、 完好无损、灵活机敏、东咬西跳
所有人的祖先都是猎人，猎人是人类在这世界上扮演的第一个角色，也是扮演时间最长的一个角色。 农耕民族可能早已在几十代上百代的时间里，被粮食蔬菜农作物喂养得像绵羊一样怯懦了，早已失去炎黄游牧先祖的血性，不仅猎性无存，反而成为列强猎取的对象。
天下的机会只给有耐性的人和兽，只有有耐性的行家才能瞅准机会。 打仗，狼比人聪 明。我们蒙古人打猎，打围，打仗都是跟狼学的。你们汉人地界没有大狼群，打仗就不成。打仗，光靠地广人多没用，打仗的输赢，全看你是狼，还是羊…… 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连狼和人都是小命。
吃草的东西，要比吃肉的东西更可恶。你觉得黄羊可怜，难道草就不可怜？黄羊有四条快腿，平常它跑起来，能把追它的狼累吐了血。黄羊渴了能跑到河边喝水，冷了能跑到暖坡晒太阳。可草呢？草虽是大命，可草的命最薄最苦。根这么浅，土这么薄。长在地上，跑，跑不了半尺；挪，挪不了三寸；谁都可以踩它、吃它、啃它、糟践它。
一泡马尿就可以烧死一大片草。草要是长在沙里和石头缝里，可怜得连花都开不开、草籽都打不出来啊。在草原，要说可怜，就数草最可怜。蒙古人最可怜最心疼的就是草和草原。 草原民族捍卫的是“大命”——草原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宝贵；而农耕民族捍卫的是“小命”——天下最宝贵的是人命和活命。
可是“大命没了小命全都没命”。 如果站在“大命”的立场上看，农耕民族大量烧荒垦荒，屯垦戍边，破坏草原和自然的大命，再危及人类的小命，难道不是更野蛮的野蛮吗？东西方人都说大地是人类的母亲，难道残害母亲还能算文明吗？ 老人说：我也打狼，可不能多打。
要是把狼打绝了，草原就活不成。草原死了，人畜还能活吗？ 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
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 其姐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嚎。 ——《魏书·蠕蠕匈奴徒何高车列传》 “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范畴；而草原民族及西方民族都因为富于“大游牧精神”，有“狼的精神”，故而能够高歌猛进。
作者认为：中国农耕文明是羊文明，草原文明及西方文明是狼文明。这结论真是简单得让人吃惊。其实，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农耕还是游牧，大炮、黑奴、殖民扩张、嗜血杀戮都是野蛮而不是文明，这样的行为给人类带来的都是退化而不可能是进化，即使戴上“狼性”的桂冠也一样。
真正的文明应是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权，尊重所有民族的生活习惯，保护和珍惜生存环境，善待生命。（摘自2005年8月12日《光明日报》《〈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 我们确实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地需要一种积极而伟大的精神图腾，以照亮我们幽暗的内心世界和暧昧的生活场景。
但是，“狼图腾”并不能成为中华民族“性格”改造和实现“复兴”的可靠的信仰“资源”。（摘自《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原标题为《是珍珠，还是豌豆？》） 在这里，凶残变成了勇敢，贪婪变成了进取，形单影只其实是一种独立，出没不定是自由的象征。
总之，充满血腥的英雄，独立、自由和勇敢的品格，几乎成了小说中狼性的“模式化”、“定型化”的性格特征。这是一种有趣的创作现象，当小说里的人被作为物化的、欲望化的“身体”或“下半身”得以强调的同时，狼却作为完美的生命符号和人格化的力量象征登场亮相。
也即，当有人快要把人写成狼的时候，狼却带着崇高的“人性”进入到小说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