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谊张炜/文
我们判断一个生命的丰富性如何，有时候也要看他这一生到底能够接纳和亲近多少异人。所谓异人就是个性鲜明的个人、个体，他们不太合群，没有融入众生，有些刺目，或被人排斥，或独自选择寂寞。他们独来独往，言行特异，时而有点惊世骇俗，无论是行还是言，其特殊性变得有些触目和碍目。所有内心丰富活力四射的人，往往总会在一生里拥有一些非常之谊。我们观察生活会发现，任何人都有远近亲疏，友谊多种，交往各样，有厚谊也有泛泛之交，这并不奇怪。成为朋友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所以就有了千奇百怪的友谊，性质各不相同。我们就此可以找到许多有趣的例子来谈，艺术家、士人等各种人物，都有一些范例。古今中外，说到这些友谊总是伴着一些故事，让人神往。
韩愈朋友很多，“仆自少至今，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与崔群书》）他从少年就喜欢交友，一生朋友自然不少，这里面有骨肉般的兄弟之谊，有同僚之谊、师生之谊等等。但有几个人与他的深谊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比如一生的至交孟郊，还有既是弟子又是挚友的张籍。这两人年龄都大于他，张籍大他两岁，孟郊大他十七岁之多。他们于他一生极为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我们看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文学思想人物，常常会发现一些特别的友谊，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于他们的艺术及其生活有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韩愈一生为孟郊写下许多文字，有的非常动人，像《醉留东野》《荐士》《与孟东野书》《贞曜先生墓志铭》诸篇，都让人过目不忘。文字中韩愈所表现出的火热真挚的心肠，何等感人，非真性情者而不能写出。他写《醉留东野》时不过三十多一点，当时他正在汴州董晋幕府中任观察推官。这是一首赠别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东野不回头，有如寸莛撞巨钟。我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别离何由逢。”说自己过去读李白杜甫的诗，就为他们二人生前不能常相伴随而感到遗憾，现在自己和东野为什么又像他们那样聚少离多呢？东野要离去，他竟然要四方上下而追逐，让自己化为一片云，让东野变为一条龙。如此言辞表达了何等强烈的情感，又是怎样深邃的人生情怀。他在《与孟东野书》中写道：“与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这样吐露情感，许多人是终生都不可能的，现代人更是失去了这种坦露的能力。
现代生活让人变得虚实莫测，圆滑而漂浮，那种朴素的生而有之的真挚，不知遁到了何方。人和人都由一种假面相隔，哪怕是真情涌动，也不愿脱口而出。“话到嘴边留三分，不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智慧，也是“风度”和“修养”。可怕的掩饰和隐藏，好像文明人不屑于表达热情，诉说真情成了一种轻浮。不要说日常交往中不可以轻易表露真挚情感，即便在诗文中也不可以轻率地抒情，这往往被视为一种浅薄、稚嫩和可笑。感情的吐露，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事情，究竟如何演化至此、堕落至此，实在令人费解。没有了真实情感的表达，没有了生命之间的热量烘烤，人际关系变得隔膜冷漠，界限清晰，只剩下警戒与提防。人之为人，何等可怜。
我们观察大自然中的万千生灵，天空中的飞鸟，原野上的羊群，甚至是围剿猎物的食肉动物们，它们的聚拢成群、相依相偎，那种相濡以沫的情景会让人类感到羞愧。它们之间没有我们熟悉的语言，没有所谓的文明和伦理以及道德操守，它们是来自大自然的、未曾雕琢的单纯的生命，于是才有那样真实的流露。而人类被自己的文明所包裹和改造，经过孕育发酵而变质，相互之间失去了应有的率真和单纯，变得越来越复杂难测，奇谲怪异。这样一种生命关系，难道不是非常可悲？
韩愈与张籍的关系稍稍特异：亦师亦友，格外真挚，时有争辩和调侃。“出则连辔驰，寝则对榻床。搜穷古今书，事事相酌量。有花必同寻，有月必同望。为文先见草，酿熟偕共觞。新果及异鲑，无不相待尝。到今三十年，曾不少异更。”（张籍《祭退之》）韩愈写有许多与张籍唱和的诗篇，最有名的是那首《调张籍》，还有《病中赠张十八》《贺张十八秘书得裴司空马》《咏雪赠张籍》等。《病中赠张十八》写得生动有趣，记录了二人辩论以及如何“收伏”张籍的过程。此诗险韵极多，非才力薄弱者可为，然而韩愈却活化出精彩绝伦的辩论场景。
两人初交时，张籍以才识自傲，经常与韩愈争辩不休，锋芒毕露，气势强盛。韩愈则示弱在先，故意让其趾高气扬，隐藏自己的实力，收起旌旗，牧牛羊于田野，装成兵力薄弱的样子：“吾欲盈其气，不令见麾幢。牛羊满田野，解旆束空杠。”接下来的几天论辩中，张籍声势浩大，咄咄逼人：“势侔高阳翁，坐约齐横降。连日挟所有，形躯顿胮肛”，以为自己稳操胜券，就如同郦食其说服齐王田横以七十余城归顺刘邦，骄傲得仿佛身躯都膨胀了。“将归乃徐谓，子言得无哤”，待到张籍要收兵回家时，韩愈却慢条斯理地指出他言论庞杂混乱，张籍不服，于是两人又开始论战：“回军与角逐，斫树收穷庞。”而此时韩愈全力出击，终于像孙膑施巧计大败庞涓那样彻底将张籍驳倒。服软后的张籍说话变得柔声细气：“雌声吐款要，酒壶缀羊腔。君乃昆仑渠，籍乃岭头泷。”“从此识归处，东流水淙淙。”
他拜韩愈为师，两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而韩愈让自己的儿子韩昶拜张籍为师，后来在韩愈去世前一年，韩昶进士及第。
孟郊与张籍的官职都不高，韩愈经常为孟郊、张籍等一些怀才不遇的寒士鸣不平，以各种方法推之荐之，并专门写有推荐孟郊的五古长诗《荐士》。孟郊去世后，他在自己家里设置灵堂，并告知张籍等好友前来吊唁，又亲手写下《贞曜先生墓志铭》：“愈走位哭，且招张籍会哭。”“闰月，樊宗师使来吊，告葬期，征铭。愈哭曰：‘呜呼，吾尚忍铭吾友也夫！’”可见悲痛之至。张籍患眼疾，失明多年，韩愈为其四处寻访名医，张籍复明后，韩愈快乐得像个孩子，与他携手同游，路过孟郊题诗处，睹物思人，潸然泪下。“喜君眸子重清朗，携手城南历旧游。忽见孟生题竹处，相看泪落不能收。”（《游城南十六首·赠张十八助教》）韩愈晚年病重的时候，一直由张籍陪在身旁，成为他最后的慰藉：“公疾浸日加，孺人视药汤。来候不得宿，出门每回遑。自是将重危，车马候纵横。门仆皆逆遣，独我到寝房。”（唐·张籍《祭退之》）
韩愈交友不分年龄，更无文人相轻之恶习，但求人真有趣、心灵相通，喜欢而已。《旧唐书·韩愈传》上说他“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他更看重人之价值、人之才华、人之趣味。诗人卢仝是“初唐四杰”卢照邻之孙，比韩愈小二十七岁，极有性格。二十岁以前隐居山中，朝廷曾两度礼遇要起用他为谏议大夫，都被他拒绝，自号玉川子，有破屋数间，图书盈室，苦读终日，博览经史，著有《茶谱》《茶歌》，被世人尊为“茶仙”。这个人有洁癖，性格耿介，狷狂如孟郊，身上有一种为韩愈所喜爱的雄豪之气。“甘露之变”发生时，他正在宰相王涯府上做客，无辜牵连，被宦官杀害。韩愈做河南令时曾作《寄卢仝》，诗云：“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可见其人生活常态是如何困窘，好像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但奇怪的是还有一奴一婢，伺候他的老婢女赤脚，没有牙齿。除此之外，还“辛勤奉养十余人，上有慈亲下妻子。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至今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不耻”。其人之孤洁怪异，可见一斑：长年闭门不出，并且憎恨世俗之徒。就是这样一个人，成为韩愈的知己。
像我们熟悉的写“僧敲月下门”的苦吟派诗人贾岛，也深得韩愈赏识。韩贾二人切磋诗艺的“推敲”之美谈，历来为文人墨客所激赏，尽管如此趣闻与事实不符：韩愈晚年出任京兆尹，早已结识贾岛，所以贾岛骑驴吟诗冲撞韩愈的京兆尹仪仗而导致两人相识，乃为不实之说。但贾岛深受韩愈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一起谈诗论文，大为快慰。贾岛先为僧人，后来还俗参加科举，或许就因为韩愈的劝导。韩愈被贬潮州时，贾岛写下了《寄韩潮州愈》：“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韩愈交往的怪人实在太多，还有一个名叫刘叉的奇人，以“任气重义”著称，曾经“因酒杀人，变姓名遁去，会赦得出。后流入齐鲁，始读书，能为歌诗”。他知道韩愈喜欢交往天下士人，就慕名步行前往投奔。“既至，赋《冰柱》《雪车》二诗。一旦居卢仝、孟郊之上，樊宗师以文自任，见叉拜之。”后来因为与诸人发生争执，竟然取走“愈金数斤”，并说“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唐·李商隐《齐鲁二生·刘叉》）可见其人性格狂傲不羁，韩愈挽留不住，只好由他跑回齐鲁。
韩愈一生拒佛道，却结交了数名和尚道士，还与他们有一些诗文往还。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有趣，身上有谜，举止不俗，超拔出众，却没有随他们一起修道或坐禅，反而只要有机会就劝其还俗。有个善于弹琴的和尚是印度人，人们尊称他为“颖师”，演奏古琴十分出名，韩愈听他演奏之后即写下了有名的《听颖师弹琴》。韩愈贬为潮州刺史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一个高僧大颠，精通佛学和文学，就邀请到刺史府衙相晤。两个人谈论佛学，观点不同，相互不能说服；但一谈到文学，话语立刻投机。韩愈除了把他请到府衙，还多次到寺内去访问，离开潮州时，还赠送对方一身衣服留作纪念。他与这类人的交往，与遭贬时的苏东坡多有相似。总之，在韩愈和苏东坡那里，交友与作文的道理一样，是“文似看山不喜平”，平庸凡俗之人少一些奇趣，也就少一些吸引。
每人都是一个世界，有的单调、贫瘠、乏味，有的丰富、奇异、险峻，后者才是韩愈和苏东坡等向往之人。在他们眼里，人的价值之不同，主要在于是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是否能够保持自我。自我之存在才是价值之存在，也是生命之存在。无自我之交往，即无个人之交往，也没有生命的融合。
非常之谊，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友谊、深刻友谊。
张炜丨《唐代五诗人》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张炜二十多年来沉浸于古诗学的结晶。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唐代五位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所论充满独见，具有创造性和洞悉力。比如在《王维二十五讲》中，作家张炜着眼于大文学史观，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诗学命题，对已有的文学史论构成一定反拨。《韩愈二十三讲》是对生命奇迹的赞叹，可以视为一篇激情四射的美章。该篇揭去了贴在韩愈身上的诸多传统标签，还原其清新生动的面目。
如果说对韩愈是敬惜与深爱，对王维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与洞察，对晚唐小“李杜”是喜赏与推重，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则是尤其喜爱。本书中，每一位诗人都得到了复活，他们生气勃勃地走到读者面前，再次展现了作家张炜独特的思想与艺术见解，以及精彩语言所折射出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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