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的大卫·爱登堡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情：走遍全球，探索自然世界。在非同寻常的人生历程中，他阅尽了自然界最为丰富壮丽的奇观，也目睹了全球生态环境遭遇的戏剧性变化。
十年前，大卫·爱登堡在英国BBC电视台耗时5年制作的纪录片《冰冻地球》的解说词中说，这可能是人类在地球气 候产生剧烈变化前欣赏到这一景象的最后的机会了，“这部纪录片捕捉了此前从未记录下来的很多行为和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影像将会变得越来越珍贵，因为这很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去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场景。虽然在我们到达前的数百年甚至几千年前，地球两极的景象非常壮观，但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很多变化已经超过了人们的认识。”十年后，他又在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里为我们讲述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的故事。
曾经繁茂的热带雨林和浮游植物群落封锁住了大量碳，帮助维持大气平衡，而今雨林梢枯、水体酸化；北极冻土和浮冰以逐年可见的速度消融，剥夺了海象最后的栖息地，也打开了释放甲烷和二氧化碳的阀门；山地大猩猩濒危，活了一个多世纪的海龟在海洋塑料垃圾中挣扎求生……荒野退化，生物多样性骤减，大气层碳含量攀升，一桩桩局部性灭绝事件动摇着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人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加速”使这个世界滑向失控和衰退。
站在切尔诺贝利的废墟上，大卫·爱登堡向全世界发出警告：人类对地球的行为正在复制导致二叠纪大规模生物灭绝的风险条件。如果环境照此恶化下去，在未来100年内，地球将再次经历生物大灭绝，而此次矛头直指人类。
在大卫·爱登堡看来，促进野生世界回归，使地球恢复一定的稳定性，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许多人说，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历史上代价最惨重的环境灾难。但他说，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另一场灾难在几乎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地在全球各地展开。它的成因也是规划不周和人为失误。它不是一次性的不幸事故，而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那种不管不顾和不明就里的态度导致的破坏性结果。它就是我们时代真正的悲剧——我们星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螺旋式下滑。
拍摄《冰冻星球》期间，挪威极地研究所科学家从直升机上发射飞镖麻醉北极熊时，大卫·爱登堡陪同在侧。海冰缩小导致猎食海豹的难度加大，造成北极熊体重下降。这一趋势若继续下去，北极熊这个物种恐难逃灭绝的命运。
“自然世界正在衰退”，大卫·爱登堡说：“我们星球上的生命要真正旺盛蓬勃，广泛的生物多样性必不可少。只有当无数有机个体最充分地利用每一种资源、每一个机会的时候，只有当千百万物种的生命相互关联、彼此维持的时候，我们的星球才能有效运行。生物多样性越丰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就越安全。然而，人类现在的生活方式正在造成生物多样性的退化。”
以下内容节选自《我们星球上的生命：我一生的目击证词与未来憧憬》，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我们星球上的生命：我一生的目击证词与未来憧憬》，[英]大卫·爱登堡著，林华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6月版。
原文作者丨[英]大卫·爱登堡
摘编丨安也
如何促进野生世界回归？
该如何促进野生世界回归，使地球恢复一定的稳定性呢？许多人在苦苦思索，试图找到通往另一个更野化、更稳定的未来的路径，这些人在一个方面不谋而合，都认为我们的征程必须由一种新的理念来引领—实质是回归老的理念。全新世之初，尚未发明农业之时，生活在地球各处的几百万人以狩猎—采集为生。那种生活方式是可持续的，与自然世界保持着平衡。它也是我们的祖先当时的唯一选择。
农业使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把自然世界视为驯服、压倒和利用的对象。无疑，这种对生命的新态度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失去了平衡，从归属于大自然变为独立于大自然。
如今，我们需要扭转这个变化的方向。可持续的生存又一次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可是，现在世界人口达到了几十亿。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愿意重拾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使今天的人类世界再次与大自然达成平衡。只有这样，我们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才能转亏为盈。
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剧照。
只有这样，世界才能重新野化、恢复稳定。在通向可持续未来的征程中，我们已经有了罗盘。我们设计星球界限模型，就是为了不走弯路。它告诉我们，必须减少世界各地的温室气体排放，以立即阻止气候变化，最好是将其扭转；必须停止过度使用化肥；必须停止把荒野变为农地、种植园和其他用地的做法，退耕还野。它还警告我们需要注意其他问题，包括臭氧层、对淡水的使用、化学品和空气污染，以及海洋酸化。如果这些都能得到控制，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就会放缓、停止，然后开始自我修复。换言之，如果我们用以判断自己行动的首要标准是自然世界的重生，我们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大自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大自然在保持地球的稳定。
可是，我们的罗盘缺少一个重要的因素。最近的一次研究估计，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冲击几乎有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6%的人造成的。最富有的人在地球上惯常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我们在筹划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时，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不仅学会在地球有限资源的范围内生活，还要学会如何更均衡地分享这些资源。
《我们星球上的生命：我一生的目击证词与未来憧憬》插图。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斯（KateRaworth）给星球界限模型加了一个内环，详细说明了这个挑战。新加的内环代表了人类福祉的最起码要求，包括体面住房、医疗服务、清洁饮水、安全食品、能源使用、良好教育、足够收入、政治声音和公平正义。这样，星球界限模型就成了有两套界限的罗盘。
模型的外环是生态界限，若想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地球，就绝不能越过这个界限。模型的内环代表着社会基础，若想实现公平公正的世界，就必须努力使所有人达到这个水平以上。这样得出的模型被命名为甜甜圈模型，它代表着一个诱人的前景—人人享有安全正义的未来。“万物的可持续性”应该成为我们人类的理念，甜甜圈模型应该成为我们前进征程的罗盘。它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简单而严峻：改善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同时又大大减少对世界的冲击。在试图应对这一巨大挑战时，应该向何处寻求灵感呢？只需看看我们眼前的生命世界即可。一切答案都在那里。
甜甜圈模型。《我们星球上的生命：我一生的目击证词与未来憧憬》插图。
在有限的星球上，
我们的一切是直接从生命世界中攫取的
我们从大自然那里学到的第一课是关于增长的。我们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危急状态，就是因为我们总想让世界经济永久增长。但是，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久增长。生命世界的所有组成部分，个体、人口，甚至是栖息地，在增长一段时间后都会进入成熟期。一旦成熟，就会蓬勃发展。蓬勃发展不一定意味着变大。无论是一棵树，还是一个蚂蚁堆、一片珊瑚礁或整个北极生态系统，只要能够达到成熟阶段，都可以生存很长时间。它们在生长过程中一旦到达某个点，就会在那个位置上充分利用一切资源，但其方式是可持续的。它们通过对数生长期的成倍增长发展到顶峰，然后到达高度发展的平稳期。它们与外部生命世界的互动方式使得这种平稳期能够永远持续下去。
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剧照。
到达高度发展平稳期的野生群落并非不发生变化。亚马孙雨林有几千万年的悠久历史，其间它在地球上这个条件最好的地方欣欣向荣，繁茂生长。直到不久以前，它那茂密参天的树木覆盖的面积基本上没有改变过。它接受的阳光雨露和它土壤里的营养水平始终大致维持同样的水平。但是，生活在亚马孙雨林里的各个物种却经历了大变化。哪一年都有赢家和输家，正如体育联赛里球队的排名有升有降，或股票的价格有起有伏。
总有种群处于上升地位，繁衍扩张入一个地区，压制另一个种群；一棵树倒下后，总有别的树在原地长起来。有新来的，也有凋零的。有些新来者也许有创新的法子，能给其他物种带来更多的机会，例如，一种新的蝙蝠也许会起到给夜间开花的植物授粉的作用。反之，物种消失的同时也会减少森林其他方面的机会。亚马孙雨林的物种群体就这样不断地调整、反应、改善，可以继续繁荣数千万年而不必向地球索取更多的原始资源。亚马孙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是生命最成功的事业，可它不需要净增长。它足够成熟，只要持续就可以了。
目前，人类似乎并不想到达这种成熟的高级平稳期。任何经济学家都可以说明，过去70年里，我们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都在追求同一个大目标—每个国家都想要越来越大的增长，而用以衡量增长的则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个粗暴的标准。我们社会的组织、企业的希望、从政者的承诺都需要GDP不停地攀升。“大加速”就是这种执念的产物，而生命世界的“大衰退”则是它的后果。
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实现永久增长的唯一办法是夺取其他地方的资源。现代的发展看似是奇迹，其实不过是窃取。我在我目击证词的结尾处列出的骇人数据证明，我们的一切都是直接从生命世界中攫取的。我们攫取资源，却对造成的破坏视而不见。我们砍伐森林来种植大豆，好饲养供我们食用的鸡，但此举导致的物种损失没人负责。我们购买并丢弃的塑料水瓶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冲击没人负责。我们加盖房屋用的煤渣砖需要混凝土，而制造混凝土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温室气体没人负责。难怪我们对地球造成的各种破坏这么快就开始反噬。
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剧照。
经济学的一个新学科正在试图解决这个难题。环境经济学家聚焦于建设可持续的经济。他们力图改变制度，使世界各地的市场既增加利润，也造福人民，还对我们的星球有利。他们称其为3P【英文中利润（prot）、人民（people）和星球（planet）的首字母都是P】。许多环境经济学家对他们所谓的绿色增长寄予厚望，那是一种对环境没有负面影响的增长。达成绿色增长的方法既包括提高产品能效，将对环境冲击大的肮脏活动变为对环境冲击小或无冲击的清洁活动，也包括推动数字经济的增长，而数字经济如果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就可称为低冲击部门。
人类到底能不能从增长期转向成熟期？
绿色增长的倡导者指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创新浪潮给人类带来了革命性的机会。首先是18世纪发现了水动力，用它来驱动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然后人类采用了化石燃料和蒸汽动力，不仅导致了制造业的工业革命，而且带来了铁路和航运，最后还带来能把人和货物快速送往全球各地的飞机。20世纪早期的电气化催生了电信；20世纪50年代的太空时代引领了西方消费的繁荣期；数字革命开启了互联网时代，使数百种智能装置走入千家万户—它们代表的是第三波、第四波和第五波浪潮。所有这些创新浪潮都给世界带来了剧变，造成了工商业的繁荣兴旺。许多环境经济学家寄希望于第六波创新浪潮—可持续性革命，并期盼它尽快到来。它将带来一个新秩序，发明者和企业家将因为其设计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减轻对地球的破坏而获利丰厚。
当然，这类产品和服务已经开始出现，如低能耗灯泡、廉价的太阳能、口感像肉的植物汉堡、可持续的投资。人们希望，面对我们星球巨大而紧迫的“大衰退”，政治家和工商界领袖能停止补贴破坏环境的产业，迅速转向可持续的生产方法。只有这种得人心、明事理的方法才能维持增长，至少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可是说到底，绿色增长仍然是增长。人类到底能不能从增长期转向成熟期，然后稳定下来？第六次创新浪潮过后，人类能不能变得和亚马孙雨林一样，实现可持续的长期繁荣与进步，却不再扩大？有些人盼望未来全世界的人都摆脱增长成瘾，不再把GDP作为全部标准和终极目标，而是聚焦于包括所有3P在内的新的可持续的衡量标准。“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就是为此而设计的。它将一国的生态足迹同预期寿命、平均幸福水平和平等程度这些人类福祉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如果用这个指数来给各国排名，得出的结果与仅凭GDP排名完全不同。
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剧照。
2016年，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登顶，它们的平均幸福指数高于美国和英国，但生态足迹只有美英的一个零头。“幸福星球指数”当然并非完全准确。因为它是综合指数，所以，如果生态足迹得分低，但福祉得分非常高，仍然有可能在排名榜上居于高位，挪威就是这种情况。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排名也可能靠前，因为它虽然福祉较差，但生态足迹很浅。然而，一些国家已经在认真考虑用“幸福星球指数”和其他类似的标准来替代GDP。这类新标准正在引发一场更加广泛的辩论，题目是：人类在地球上的一切努力要达到的总目标是什么。
2019年，新西兰迈出了勇敢的一步，正式放弃以GDP作为衡量经济成果的首要标准。它没有采纳任何已有的替代标准，而是根据本国最紧迫的关注创造了自己的指数。所有3P—利润、人民和星球—都包括在内。通过这项举措，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总理一举把整个国家的优先关注对象从单纯的增长转向了能更准确地反映今天我们许多人关注和希冀的东西。2020年2月新冠疫情来袭改变了政府的议程，也许使得阿德恩的决定更加顺理成章。她在没有出现任何新冠死亡病例之前就封锁了国家，而其他国家仍在犹豫不决，也许它们害怕封锁会影响经济。到夏初时节，新西兰的新发新冠确诊病例寥寥无几，人们因而得以回到工作岗位，并开始自由社交。
新西兰也许能起到指路灯的作用。其他国家的调查显示，世界各国人民现在都非常希望本国政府优先考虑人民和地球的利益，不再一味追求利润。这表示各国选民和消费者可能会欣然接受一个可持续的世界，最终实现凯特·拉沃斯所谓的增长—中立的世界。为了实现人民的繁荣与幸福，为了对我们的星球有益无害，每个国家都要走过一段艰难历程。从不可持续的增长中受了益的富国面临着在大幅减少生态足迹的同时维持高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较穷国家的挑战则截然不同，它们要将生活标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时又要确保生态足迹可以持续。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国家都是重任在肩的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转向绿色增长，加入可持续革命。
人类尚未成熟。我们恰似亚马孙雨林中一棵急切地抢占空地的小树，迄今为止将一切精力都放在增长上面。但是，环境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现在必须遏制增长的热情，更加平均地分配资源，开始准备做一株成熟的遮阴大树。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沐浴在快速发展为我们赢来的阳光下，享受持久的、有意义的生活。
作者丨[英]大卫·爱登堡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王青
导语校对丨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