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东汉时期著名的摩崖石刻《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或略称《西狭颂》，乃灵帝建宁四年六月上石，用以纪念李氏修治武都郡西狭道事。摩崖铭文谓此道本“危难阻峻，缘崖俾阁，两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测之溪，阨笮促迫，财容车骑，进不能济，息不得驻。数有颠覆霣墬之害，过者创楚，惴惴其栗”。经过此番修治之后，这条险道乃变得“坚固广大，可以夜涉，四方无雍，行人欢悀”，功劳不可谓不大，刊石颂德，理宜然也。
《西狭颂》拓本（据永田英正《汉代石刻集成》）
宋人曾巩、赵明诚、洪适等著录此石，都没有提到除了纪事的铭文之外尚另有题额（曾巩《元丰类稿》卷五〇《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赵明诚《金石录》卷一六《汉武都太守李翕碑》。洪适《隶释》卷四《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逮翁方纲在乾隆年间著《两汉金石记》，始提及此石“额有‘惠安西表’四篆字”（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一三《汉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其后王念孙《汉隶拾遗》、洪颐煊《平津读碑记》（卷一）、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以及罗尔纲《金石萃编校补》（卷一）等诸多著述也都提到了这一情况，冯云鹏、冯云鹓兄弟合著的《金石索》，甚至还摹刻有它的拓本（《金石索》之《石索》卷二）。时至今日，《西狭颂》额作“惠安西表”，更成为人们谈论汉碑、利用汉碑时几乎一致公认的客观存在。
所谓《西狭颂》“碑额”拓本（据永田英正《汉代石刻集成》）
所谓“惠安”，大致相当于“安吉”、“安好”之义；“西表”乃犹如“西陲”、“西鄙”。《尚书·尧典》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惠安西表”之“西表”，即此东、南、西、北“四表”之一。是则“惠安西表”也就相当于“安济西土”；若是换个表述方式，也就如同说“令此西土平安”差不多。
那么，对汉代碑刻状况稍有了解的人，甚至多少念过一些古文的人，只要抱着审视而不是盲从的态度对此略加思索，就应不难发现，“惠安西表”、也就是“令此西土平安”这样的话能够用作《西狭颂》这类石刻铭文的标题、也就是所谓“碑额”么？当然不能，绝对不可能。因为这虽然概括表述了这次整治山路的结果，可却太虚太飘了，既没有点明本地太守这个着力歌颂的对象，也没有指出李翕其人在这里建树的具体功业。所以，不管是在皇汉治下，还是在大清国中，历朝历代，哪朝哪代，都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碑额”的。
看它是不是符合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我对待所有文献的第一着眼点；对待那些传世金石材料和莫名其妙地“新发现”的文献，更是如此。这看似平平常常的道理，足以勘破绝大多数假造的赝品，也足以识别绝大多数前人无意间造成的舛谬。关键，是你要有一颗做学问的平常心，要首先对传世基本文献以及各类文献的主次偏正关系有个大致的了解，别放着堂堂正正的大路不走而专走旁门左道。
在鉴别古代器物与铭文的真伪时，一项事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也可以名之曰“通例”。按照这样的“通例”，所谓摩崖刻石本来就没有什么“碑额”，人们都是把一块石壁铲平了，上来就径刻正文。例如著名的《石门颂》和《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还有新近发现的《燕然山铭》等，都是如此。这样看来，“惠安西表”这个“碑额”就更加令人困惑了。
由于信以为真，信而不疑，清代以来这些金石学者，并没有人想到现场看一看具体的场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只有清末民初人缪荃孙在少年时代尝偶然亲历其地。至晚年，缪氏在读书笔记中讲述当时所见情况说：“幼时道经《西狭颂》下，宋金人题字亦满壁，前人均未著录。‘惠安西表’四字去《西狭颂》约十余丈，其下彷佛有字，是另一碑之额。今人以为《西狭颂》碑头，亦殊武断。尔时身亲戎马，不知记段数及年号、人名，思之令人惘惘。”有谁见过远离刻石铭文十几丈开外的“碑额”？世上当然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俗语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按照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邓之诚先生的看法，这缪荃孙可是一位学养足以与李越缦、王湘绮、俞曲园相颉颃的大师级人物（见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首邓氏序文），而且这位缪老兄特别专长于版本目录之学，对金石文献也是一代高手。那么，既然缪荃孙都这么讲了，为什么现在大家还都拿“惠安西表”这个“碑额”当真事儿呢？
缪荃孙这一读书笔记题作《云自在龛随笔》（上述内容出自该书卷三《金石》部分），在缪氏生前一直没有机会刊行于世。至其身后，始于195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惟当时仅印制1500册（1959年重印此书，亦仅加印500册而已），传布范围有限。稍习当代中国史者皆知，斯乃何时，学人自难过多留意于此；至少不可能有人会为此等闲散书生的琐事而着笔发声，以激起世人关注。至于现在的情况，是供职于学术研究单位者无不竞相争抢新发现，游弋于金石书法领域的雅士，则是一味珍赏宝藏各种名门旧拓，故缪氏揭明的这一情况，至今仍罕能有人知悉。圈子里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普通吃瓜群众往往想也想不明白。
其实缪荃孙告诉我们的这种真实情况，完全符合进入宋代以后石刻文化的总体局面。我们大家看一看南宋学者王象之撰著的《舆地纪胜》就会发现，其中有一项很特别的记载，这就是在每个府州之下都列有“碑记”一个项目，用以载述当地的碑刻和地记，充分显示出碑刻在地方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我们看到，各个名胜之地的摩崖石刻，才变得非常普遍，也非常引人注目。这种情况，大家只要到各个风景名胜场所看一看就会一目了然，而祝穆《方舆胜览》对各地“题咏”的重视，实质上体现的也是同样的文化追求。
基于这样的石刻文化背景，再来看“惠安西表”这一刻石，虽然缪荃孙感觉“其下彷佛有字”，因而推测它“是另一碑之额”，但我认为它更有可能是宋金时期人因将《西狭颂》视作当地的历史胜迹而针对它刻下的赞誉之文，即谓当年李翕凿山修路之举实乃“惠安西表”，给西土之人造就就了很大福利——这是由《西狭颂》衍生出来的赞美之词，而不是用以概括体现《西狭颂》的内容。盖不惟南宋情况如上所述，即使是女真人之金，在文化上也受到赵家王朝很大影响，重视石刻，仿行其事，是理所当然的。
2021年11月7日记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