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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是新学年开学的日子，是新生报到，是刚刚过去的教师节。“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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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巫社觋：宋代巫觋信仰研究》
王章伟/著，中西书局，2021年7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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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者自述，本书研究的是两宋时代巫觋信仰的内涵、巫风的概况及巫觋信仰流行的原因，并以之为切入点，分析国家、精英与民众之间如何看待巫觋信仰，其中的分歧与磨合等情况究竟若何，从而一窥当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13页）
正如作者所言，对于巫术、巫师、巫风，以及相近的方术、术士等概念，一直没有很清晰的定义，不少人较为含糊地使用这些概念，所以在本书的第二章，作者通过讨论巫术活动的场所、器具与仪式等几个方面，来给巫觋设定边界。作者认为：“就巫觋的发展历史而言，宋代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变时期：与唐代及以前不同，宋朝废太卜署，官方祭祀不再任用巫觋；巫觋从此完全没入民间，与地方社会紧密结合，其情况与前代自有不同。”（30页）所以，作者特别强调了巫觋在中国社会的弥散性，以及与“制度化宗教”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容易理解宋代的禁巫与西方中世纪猎巫的巨大差别。
作者搜集了大量材料并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宋代巫风极盛：巫觋活跃于民众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宋人多有“村巫社觋”之称谓。巫户毗居于民户之中，村巫里觋与地域社会紧密结合，尚巫右鬼之风自可想见。（89页）从地域上看，“仅就路级行政单位数量而言，巫风盛行的地方竟占差不多全国的四分之三”。（76页），其中南方巫风远胜于北方。从阶层来看，“宗室贵族是巫俗流播的另一个重要阶层……官僚和士大夫阶层对巫觋信仰的态度，并不是一种‘非彼即此’的对立。撇除一些谨守儒礼的知识分子外，不少官僚和士大夫其实都是巫觋信仰的门徒”。（92页）几乎全民信巫。
对于巫觋在宋代地方社会中的作用，作者讨论了两个方面，即第四章“医疗”和第五章“驱逐捣蛋者”。作者认为，疾病横行及瘟疫流播，是巫风盛行或巫觋信仰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自然因素。而且，巫觋对于当时的医生，有一个碾压式的优势，他们“更能为病者解释致病的原因”，毕竟，比起“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类术语的组合来，“妖鬼作祟”“触犯禁忌”等病因要通俗易懂得多。而且，有意思的是，作者根据资料的统计，认为“巫觋替人治病的成功和失败比例相差不算太大”（138页）。很多巫觋都懂一点医术，而不少医生治病也会兼用巫术方法，所以巫医之间的界限也不好分。所谓“驱逐捣蛋者”，大致相当于禳灾、驱鬼、驱邪这类巫觋的主营业务（不太理解作者为什么不使用稍微雅驯的术语来概括）。同样的，巫觋比起僧、道等有专业执照的驱邪人士，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不受制于任何经典与道场（宋代巫觋兼采佛教水陆之会或道教斋醮之仪者并不罕见），可以满足当时人们对不同神祇的崇拜需要，也即是说，无论你信什么宗教或神祇，你也可以延巫禳灾。”（146页）对于驱邪驱鬼业务来说，彼时的民营人士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活力。其活跃、生存的机制，作者认为核心在于深入民间、群众中，接地气，“巫觋在失去官方支持而完全没入民间中，需要的正是一个广泛分布的地域机制，使其能从中借沟通鬼神之祭祀，演示这种古代的信仰仪式。宋代的丛祠私社，正是巫觋寄生于地方的最佳场所”。（179页）
巫风如此盛行，政府对其打击也是必然的，这与历代政府“禁淫祀（淫祠）”的治理原则是一致的，即淫祠“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核心，既有广大的民众基础，又有赀财、甲兵及舆服，万一为野心者利用，后果严重”。（215-216页）但作者指出，这种政令的成效极为有限。按照我的理解，相对于禁淫祀，禁巫的难度更大，毕竟，那些丛祠私社没法移动，可以轻易捣毁；但巫觋本人就是民众百姓，无所谓职业的改易，农忙时种地，农闲时作法。这类禁令必然陷入寓巫于民的游击战式的汪洋大海。
唐代就开始施行的对神灵的赐额制度，到了宋代更为完善，以建立祀典对民间信仰进行规范化管理。但作者认为这一制度的效力非常有限，因为巫觋和民间力量会不断地制造新神祇。说到底，还是古代社会中央集权的力量不够强，做不到无远弗届、精细化管理，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作者在结语部分的说法：“宋代巫觋信仰或许就是这种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代表国家的‘权’与‘理’，民间的传统和信仰，双方都参与其中，就在这个领域中进行角力。”（253页）
《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1860~1937）》
【美】罗安妮/著 王果、高领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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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在近代中国成为一种爱恨交织的意象，与19世纪以来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脱不了干系。航运是条约体系中关键的部分，轮船作为列强对华扩张的手段，成为外国特权的标志，也因此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时人用轮船代表未来的中国，常见“国家之船”的比喻，那是一种关于“新国家”的时髦展望，融入了更为复杂的情感。
《大船航向》这部书稿的前身是作者罗安妮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博士论文，它考察了19-20世纪中国的轮船及航运。过去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轮船企业、商人或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展开，而本书罕见地将视角聚焦在轮船航运本身。除了讨论近代中国航运体系的形成与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作者还将轮船内部作为一个社会空间来研究，揭示了中西权力与知识的冲突。
将中国与印度进行比较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清朝和英属印度的轮船航运网络几乎同时出现，作者通过二者的对比来探讨半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特征。其中，轮船招商局这样一家重要的本土商业航运公司持续存在，是中国的半殖民地航运网络有别于殖民地印度的一个显著特征。
尽管勾勒某一家企业的历史并不是作者的目的，但轮船招商局几乎贯穿整个叙述，它的命运也仿佛是近代中国航运历史的缩影。对近代中国的企业而言，有些命题无法回避，一是来自外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二是国家力量的强势介入，航运企业也未能例外。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诺顿注释本第一卷：冒险史&回忆录》
【英】阿瑟·柯南·道尔/著 【美】莱斯利·S.克林格/编著 刘彬、黄亚、刘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2021年2月版
推荐人：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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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自不必赘叙了，这个诺顿注释本——由美国诺顿出版公司推出的三卷本，可谓福迷的“福报”，曾在2013年由同心出版社引进过。如今，它又重译再版，先行推出了第一卷：《冒险史》和《回忆录》。
注释者莱斯利·S.克林格是位著名作家，也是世界各地研究福尔摩斯的专家——“贝克街小分队”的成员，更是世界公认的福学研究权威之一。克林格将福尔摩斯的所有探案故事分成了三卷，这第一卷中，他整理了1891-1893年间柯南·道尔发表的短篇小说，也就是后来结集成《冒险史》和《回忆录》的两个故事集，包括了《波西米亚丑闻》、《斑点带子案》，以及《最后一案》等。在注释时，克林格秉承“注释内容应当反映福学百家争鸣的观点，而不是我的个人理论”，不仅收录了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发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背景资料，包括历史、文化、词汇等，更是引入了福学文献研究的诸多成果。比如，颇有争议的《最后一案》，克林格在小说的后面就附上了福学家们提出的许多解释故事中矛盾和不合逻辑的地方的偏激理论，诸如莫里亚蒂是福尔摩斯想象出来的、莫里亚蒂还活着、福尔摩斯是有罪的，等等。总之，克林格将贝克街小分队的研究注入其中，让福尔摩斯的世界又大大地扩大了。
《功过格：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与道德秩序》
【美】包筠雅/著 杜正贞、张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版
此书1999年曾出版过中译本，此次再版，译者做了修订。功过格，是一种广泛流传于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善书，它通过列举善恶行为、量化功过等抽象概念来指导人们的日常道德实践。作者一开始就明确说明：“功过格和所有善书一样，是建立在信仰超自然报应的基础上的，这种信仰相信上天和神明会奖善罚恶。”（第2页）因果报应和转世观念对功过格的加持，在不同时代的体现有很大的变化。作者在第一章讨论了功过格的雏形《太上感应篇》和《太微仙君功过格》，前者是理论阐释，后者是实践手册。这两部小册子对中古以来的报应观念进行了融汇，且更通俗化，以期向更广大的民众开放。作者指出：“《太上感应篇》中的报应宇宙观对普通听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与早期的道教和佛教经典不同，它不把报应与特殊教派的神绑在一起……《感应篇》中的诸神无疑不为儒、释、道三教中任何一教所独有。”（43页）另一方面，功过格与宋代的理学修身观念有呼应，也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
但是，理学更看重的是“正其谊不谋其利”，一个人自我的道德修行应该出于本心，怎么能期待名利上的收益呢？熟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其实很纠结。只是功过格隐藏的这个BUG并未发作，直到明后期。16世纪的袁黄（袁了凡）重新塑造了功过体系，一方面，“改变了积累功德的目标，使积累功德不再是为了成仙或转世于更高地位这样遥远、神奇的赏赐，而是为了取得像做官或生子这样的现世物质报偿……以往的功过格强调神通过子孙后代和转世再生控制报应，现在却更多地强调神在此时此地对人及其命运的控制”（101-102页）。对福报的来临进行加速，不搞期货、期权这些缥缈的承诺。另一方面，功德的积累不再是个人的福报，可以与家庭共享。“袁黄和他妻子把他们各自的功德都记录在一本共有的‘账簿’上。尽管袁黄是这本账的正式代表——他首先开户，而且是超自然报答的直接受益者——但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都将从他的好运中收益。”（97页）开出现实收益和家庭共享的支票，很好地平衡了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的诉求，人们很难抗拒这样的诱惑。因此，理学家哀叹：“袁黄功过格竟为近世士人之圣书。”虽然很多晚明士人抨击袁黄功过格的堕落，因为这严重地削弱了社会道德的纯洁性。但是即使是批评得最激烈的人，后来也纷纷开始使用功过格。毕竟，对现实收益的承诺是直截了当的“真香”警告。
士人们一边批判袁黄，一边编写各种各样的功过格，不过，这时的功过格面向更广，有按照身份群体分类的，有一部《不费钱功德例》就很典型，“这本书主张，人不一定要富裕才能获取功德。它的启示就是：任何人，甚至那些不愿或不能‘购买’功德的人都能积功”。（197页）这些功过格面向所有人，但特别强调各人要安于其位，不做非分之想。作者特别分析了其中关于怎么做好奴才积攒功德的事例，比如某奴仆为守护主人家产被盗贼杀害，得到的福报是在阴间免除七次转世为牲畜的惩罚，直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在功过格作者的眼中，商人获利是很容易的，他们用财富行善比别人更容易，“那些求福之人，因其善举而获得回报，因此获得多少是他们应得的地位，但是为了维持这种地位和福气，就有必要用他们的财富来行善。与社会补偿观念相连的报应变成了一种手段，用以强化富人和上等人保护并帮助乡里的责任”。（174页）功过格的推行，显然也起到了对财富进行再次分配的作用。
至此，功过格已完全不再是个人修行、自省的实用手册，而成为辅助政府教化、固化阶层的有效意识形态手段，其功效在二十世纪中期仍被看重（参看261页注1）。最新听到的最接近功过格的例子是，某小学规定，小学生如能说服父母去接种疫苗，可获得五颗五角星的奖励，而十朵小红花才能换一颗五角星。
回到本书副标题的立意，作者在书中的一句话特别能说明功过格的作用：“纵观整个17世纪，功过格是为改善社会无序和阻止道德腐败而绘制的、包罗万象的改革蓝图。”（186页）只是功过格只对有宗教信仰的人有效。
《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
【日】阿部谨也/著 夏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頁folio，2021年8月版
推荐人：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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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4年6月26日，130个孩子在德国哈默尔恩市失踪了。这一事件发展出多种传说，曾被格林兄弟以“哈默尔恩的花衣魔笛手”收录在《德国传说》中。日本史学家阿部谨也试图重回历史现场，通过收集史料探求欧洲社会中庶民的生活状态，评析四百年来学者对这则传说的研究（25类假说），指出“130个孩子的失踪”是哈默尔恩人每次经历饥馑、歉收、瘟疫等带来的人口减少时的“体验原点”，后融合“吹笛人”“捕鼠人”传说，在民众与市议会的搏斗中逐渐固定下来。
书中除了阿部谨也对传说形成令人信服的层层推理外，最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中世纪庶民的“理解之同情”。比如，在描摹底层女性的时候，“因为没有市民权，她们自然不能成为师傅，甚至连学徒，以及被认为是贱民职位的刽子手、狱吏、剥皮人等工作也都不能做……她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无法从这个社会中获得任何正面地位了”。“这些女性衣着褴褛，在同辈女性等人或是炫耀或是埋怨各自丈夫的闲话中俯身坚毅地穿过，她们忍受着男人们好色的眼神，一生的期待只放在孩子的成长之上。她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承受那让人觉得永远持续的昼与夜的交替呢？”——阿部谨也透过“花衣魔笛手”的传说，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残酷而悲伤的中世纪社会史画卷。
《解码广告：广告的意识形态与含义》
【英】朱迪斯·威廉森/著 马非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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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书，看到前言写于1976年，就知道这不是一本单纯讲广告的书，否则不会这么多年过去，还有翻译出版的必要。“解码”是指分析广告的工作方式，而非仅仅评论其内容，旨在拆分广告机制，以展现广告是如何将含义传达到自身及其代表的产品上的。“含义随时在变，机制却从不变化”，这也是这本书在今天还值得阅读的原因。作者认为，广告贩卖的实际是消费品以外的东西：通过展现我们自身和产品之间的相互替代性，它卖给我们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朱迪斯·威廉森是一位女性学者。女性学者和男性学者或许有一处不同——前者喜欢将自己的感受作为研究动机和起点。比如朱迪斯·威廉森提起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同时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和面向年轻女性的杂志《甜蜜》，“我知道我在被‘剥削’，但我又迷恋这个事实”。她说，如果不是青少年所经历的这种内心斗争，就不会写下这本书：“尽管最终呈现的版本以理论为框架，而且直到现在我依然能感受到对杂志上光鲜生活的渴望和我永远无法获得它的认知在不断斗争，因为那种生活是虚构的，所以我为什么想要得到它？是它错误地满足了我们的实际需求：事实上这种生活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我们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
《美国资本主义的四个时代：一部美国史》
【美】乔纳森·利维/著，兰登书屋，2021年4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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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和学术思想委员会的乔纳森·利维（Jonathan Levy）教授，在他九百页的美国经济史新著中，将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贸易的年代”（1660-1860）、“资本的年代”（1860-1932）、“控制的年代”（1932-1980）、“混乱的年代”（1980至今）。在他看来，经历这些时代，有三个论题始终在绵延：第一，“资本并不是一个生产的物理要素，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过程。具体而言，在这个过程中，一样合法资产因其能在未来产生金钱利润，而被赋予金钱价值”。第二，“资本是被其对未来金钱利润的追求所定义的。没有资本对金钱收益的习惯性追求，就没有资本主义。但是，资本家的利润动机并不足以驱动经济史，甚至不足以驱动资本主义的历史”。第三，“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短期积敛的倾向与长期投资的能力和激励之间，永不休止的冲突。这一冲突是解释资本主义历时性动力机制的关键，包括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及重复的繁荣和萧条”。
利维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把美国还原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呈现其发展历程的曲折短长，从而破除了种种美国例外论的神话。它告诉我们，是政治行动者及其首创精神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影响美国资本主义时代分期的……并不只有经济变量，更重要的是政治创制，或曰进取心（political initiatives）”。
《语藏集》
王丁/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推荐人：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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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二十年前，互联网尚且处于论坛时代，我最常去逛的论坛有二。一个是初中时发现的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另一个就是大学时代才知道的布衣书局的“布衣论坛”。布衣论坛之于我，就仿佛一处桃花源，得空就去潜水，看诸多世外高人聊天或掐架，后者尤其长见识。其中，人称“八老”（布衣风气，人人皆“老”）的 “八百民”这个id，予我的印象最深。很晚我才知道，“八老”就是王丁老师。对这位世外高人究竟是何来路，当时也众说纷纭，甚至还有人问，“八百民”是不是张广达先生的“马甲”。
之所以有人这么猜测，当然是因为八老学问好，尤其是外语懂得多。这在他的新作《语藏集》中有充分体现。好几篇文章之前都读过不止一遍，那篇《合文绝迹？——试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语言文字卷词条》最初还是经我手发表的，这次重读，依然觉得有意思。过去读钟叔河先生那本收录了“走向世界”丛书序言的《从东方到西方》，其中谈到，点校整理晚清外交官员出使外国的“使西日记”，一大困扰就是弄不清那些用中文记录下来的外语（即王丁老师所说的“洋话汉写”）究竟是什么，他甚至为此专门向钱锺书先生请教。这个问题，《语藏集》中有两篇专文——《洋话汉写——清末使节笔下的西方风物》与《大清的朋友圈——李凤苞记录的诸国驻德公使名单》——加以讨论，读来非常过瘾。豆瓣有位网友在此书的短评中说，“中西交通的研究的确应由外语懂得多的人来做，有趣得多也精确得多”，确实如此。
《且居且读》
艾俊川/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布衣论坛的另一位高人，就是id为ele、人称“e老”的艾俊川老师。一位友人一直将艾老师视作低调的天才，甚至在豆瓣上专门为他发表的文章建了一个列表，名字就叫“最强之人已在阵中”。阿森纳球迷见之，当会心一笑。
在《且居且读》的后记中，艾老师引用了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对历史论著的三个分类，即理科类历史学、文科类历史学与历史小说。其中，理科类历史学是基于原典史料展开的精密推论，经得起检验，符合理科对“重现实验”的追求，基于此，艾老师将自己专精的文献学比作“文科中的工科” ，即注重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其实，在我看来，这种自况实在过于谦虚，说他是一位文史大侦探，更恰如其分。读他的文章，颇有一种读侦探小说的快感，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展开严密推理，由此写出的文章，自是丝丝入扣，结论不由你不信服。如今已广为人知的“E考据”“网搜学”，在艾老师手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书中所收好几篇文章都属“看图识字”一类，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好比钱锺书先生说的，外文原著“有些字、词、句以至无关重要的章节都可以不求甚解，我们一样写得出头头是道的论文”，而翻译起来却“没有一处困难躲闪得了”。同样的道理，一份文献里的好些字认错了，也不妨碍学者出书、评职称，可是具体到一件件信札、手稿中一个个字的识读，考验的却是硬功夫、真本领。这一方面，我还没见过有谁比艾老师更厉害，知道他的专长的友人，对此无不服气。
《少年发声》
陈瑜/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7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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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结集自作者在自己的家庭教育平台上所开辟的“少年发声”栏目，她在前言中自陈，初衷是因为收集到大量来自家长关于“怎么办”的征询，“那些问题都是围绕孩子们的各种不是、不堪、不可理喻，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家长们的无措、哀怨、焦虑、绝望”——她很想知道，如果给孩子一个发声的机会，他们会如何解释自己在父母眼中的“不是”、“不堪”、“不可理喻”？“在这个社会不断就各种教育问题展开热议时，若听不到教育对象的声音，这其实不正常，也不合理。”
书中的采访对象来自全国各地，覆盖各个学龄段，最小的小学入学两个月，最大的刚高中毕业，孩子们与作者聊到了学业竞争的惨烈、二胎家庭中的情感摆荡、与父母关系的冷暖进退以及对自己和自己未来的思考等等。这些孩子中，有把自我评价完全维系在成绩上而搁浅于抑郁症的“别人家孩子”；也有能与自己和谐相处，在长大的过程中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小孩，觉得“不是最好也没什么，因为总会有人比你好”；还有十岁离开学校，在家自学八年，并创立了中国自学生联盟、被作者形容为“生长枝丫的能力极强”的孩子。而他们对于身边人与事的描述也常常犀利有趣：比如吐槽家长骂人总是以一次成绩不理想的考试为圆心，“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为半径”；他们会说，“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愿意跟大人沟通，而是大人会把事情搞得让人扫兴”；对于“卷”到不行的学习生活，更有颇多“人间清醒”的发言：“很多同学都太累了，要上很多补习班。以后我们到社会上，还是得靠自己的创新能力，所以现在要培养好的思维习惯，如果学得这么累，脑子都累了，思维习惯可能也培养不出来。”“很多人会觉得上学校的课就是为了考试，不知道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一团乱麻理不清的时候，就开始逃了，开始放弃思考。”
作为一线父母，对于教育问题我只能说越来越感到难以踏实地援引任何经验或使用任何肯定的语气去表达什么所谓观点，度是什么，界限在哪里，分寸和平衡怎么把握，在心里都没有那么确切，但这种混沌与迟疑或许也不无益处，不妨就多听多看，少说少做吧。就像书中那位将来有志于学教育心理学的奶盐同学说的，他希望以后能去“改变大家的价值观：能够更加尊重自然的发生。像我爸爸妈妈那样，等孩子自己醒悟，那得有个强大的心脏。如果你选择相信孩子，你自己得承受，要托得住这个底。说起来很矛盾，因为你不对孩子有要求，世界也会对孩子有要求。所以，怎样能够做到你不对孩子有要求，孩子又能自然地达到那个要求——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说要改变一些东西，是要去尊重孩子的自主性，尊重先天就存在于他们身体里的能量，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潜在的能量激发出来，像催化剂一样，父母不应该参与孩子人生的化学反应。写化学方程式时，催化剂是不写在方程式里的，它不参与反应，它催化反应发生”。
《田野：一位人类学者的成长纪实》
张经纬/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版
读完这本书，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既不是“人类学”，也不是“成长”，而是“纪实”。作者在书中非常真诚地分享了自己走南闯北的最真实经历和心理活动，不由让人怀念疫情前可以自由行走的生活。当然，人类学家的田野没有带着休闲目的的旅行那么光鲜，不仅前路充满着未知，往往还带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一路看下去，感觉自己在读探险小说。
比如作者记录自己读大学本科时，受关系要好的老师之托，同另一位同学一起，到甘南的一个村子，想把村子里留存的基督教相关的墓碑运回兰州。没有介绍信，也没有介绍人，他们两人第一次摸索着去，就带着如此难以完成的任务。中间有一点希望，甚至让作为读者的我觉得也许可以完成。不过现实中的作者并不是小说里无所不能的主角，四大爷说只要二大爷点头，并不是不可能；二大爷说需要三大爷、四大爷和五大爷一起开会才能决定。最后作者还是放弃凑齐四个大爷的尝试，结束了这次贸然之行。
读完这本书，想到即使不做人类学研究，年轻人（身体年轻和心态年轻者）的旅行也不一定要追求沙滩、海水、落地窗，可以把旅行当作一种历练，重要的是遇见不可预期的人和事。
《小说之家：詹熙、詹垲兄弟与晚清新女性》
【美】魏爱莲/著 陈畅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2020年7月版
推荐人：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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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魏爱莲的《小说之家》聚焦的是晚清衢州的一个文学世家：文人詹嗣曾与闺秀王庆棣是“伙伴式婚姻”的典范，两人均有诗集刊行并时常互相唱和；长子詹熙是诗人、画家和小说家，三子詹垲的创作中包括狭邪笔记、改良小说和报刊社论。两代人生活在新旧交替、风起云涌的时代变局之中——王庆棣的诗集出版于太平天国时期的1857年，詹垲的两部女性题材改良小说《中国新女豪》和《女子权》则出版于秋瑾英勇就义的1907年7月。
大概是本书的学术性质和有关人物生平资料的缺失的缘故，《小说之家》并不像小说般好读，但社会转型中的个体与家庭、文学与性别仍然是引人入胜的话题。王庆棣在书中着墨不多，但她很可能是这个关于改良与进步的家族故事的开端，她的童年和少女时期随在名山县任知县的父亲在四川度过，15岁时便有诗名，她的诗歌创作持续终生，晚年还在丈夫或儿子的帮助下在新式报刊上发表过作品。作为一名传统闺秀，王庆棣应当说是幸运的，然而或许是因为长年夫妻分居，或许是因为乱世家贫，她的诗歌中时常流露消沉抑郁之思，晚年甚至明白表达过对于法律要求妻子为死去的丈夫服丧，丈夫却不需要为妻子服丧的不满，“以古今法律皆由男子所定，殊未得法律之平”。她的性别平等观念和不快乐的人生是否对儿子的文学创作和改良思想产生了影响，是本书一个重要的隐形脉络。
詹垲的生平与创作占据了此书的大半篇幅。他的三部描写妓女群体的狭邪笔记发生了从男性游客提供“风月指南”到通过表彰进步妓女激励精英女性的转变。两部改良小说内容有大量重合，都是将时间设定在50年后的未来世界小说，主人公都是出身乡绅家庭的年轻小姐，自由恋爱，出洋留学，因争取女性权利的努力而扬名，最后与爱人终成眷属。而《女子权》对《中国新女豪》的主要改动是删除了其中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刺杀行动，体现出当时进步女性中保守派与强硬派的分裂以及以詹垲为代表的开明男性文人的取向。不妨想象一下，如果王庆棣有女儿，也从事小说创作，那么这个家族的文学故事想必会更加精彩纷呈。
《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辨》
李水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2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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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杖，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这本《权杖源流考辨》对五大洲2000件权杖进行了考察和比较研究，论述其起源、制作工艺、功能、传播以及它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作者所总结的：“权杖这一文化特质在距今1万年前的无陶新石器时代出现在西亚，其源头有可能上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向周边扩散，相继传入东南欧、高加索和北非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距今6000年前后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权杖从伊朗东传至中亚南部的河谷绿洲，继而向北、向西北传入哈萨克草原、西伯利亚和中国。时至今日，在非洲、大洋洲以及欧、美一些国家的政治和宗教活动中仍在扮演重要角色。”
从武器逐渐变成了王权和神权的象征物，权杖出于物而近于人，“犹如一面镜子，见证了人类社会自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后，世界体系初步形成，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社会冲突加剧，欧亚大陆的族群迁徙和不同文化之间互动交融的历史，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和文化交互”。
值得一提的是，这不仅是一部材料翔实、论述严谨的专著，也是一本做得十分优雅精致的“书”。此外，作者“自序”与“附记”也是令人动容的散文，希冀读者不至于粗心地错过。
《中世纪之美》
【意】翁贝托·艾柯/著 刘慧宁/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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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美学家、中世纪学家和小说家，艾柯在本书中研究了上自6世纪，下至15世纪，贯穿中世纪拉丁文明的美学问题和美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对于艾柯而言，本书不仅指向了经院哲学和当时的文化环境，更证明了当时流传的理论与现实中的艺术与感性之间存在的联系。
中世纪美学始于对古典时代几乎不加批判地继承，但这份遗产开始产生变化，一种关于美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逐渐形成并最终走向成熟。
在第二章“超越之美”中，艾柯详细描述了“美”加入超越名单中的过程，当时的经院哲学家过于谨慎，不愿公开、明确地欢迎哲学创新。而在其几乎无人问津的小册子中，圣文德则大胆地将“美”与“真”、“善”和“统一”一并称作“存在的四个条件”。圣文德认为，“美”包含了“动力因”、“形式因”与“终极因”，是“所有超越合一的光彩”。也正是这种在认识上对于“美”的突破，让中世纪从比例、光影、宗教象征等多个方面发展出了令人震撼的艺术与美学作品。本书中收录了大量中世纪的艺术与建筑作品图片，读者在阅读艾柯的写作的同时，也能更直观地感受中世纪美学的魅力与价值。
《追寻江村秘藏：高士奇书画鉴藏与流散研究》
励俊/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1年6月版
起初关注励俊老师，是因为我们都是黄迷——黄裳迷。他在《万象》上发表的《周黎庵·古今·黄裳》，我读了好几遍，是《万象》上我记忆最深的篇章之一。记得黄苗子说过，黄裳的《陈圆圆》一文，他是吃着花生米，津津有味地读了的。励老师这篇写黄裳的文章，还有他后来写的《来燕榭艺文谈屑》《江南遗梦似风烟——记黄裳与黄宗英》等，都是可以配牛肉干的。恨只恨，产量太少。
然后，今年励老师终于出了一部《追寻江村秘藏：高士奇书画鉴藏与流散研究》，实在让我又惊又喜。清代收藏家高士奇是鉴藏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围绕着他，有一个将名画的次品赝品杂于他自己所写的《江村书画目》中进呈康熙皇帝的掌故。《追寻江村秘藏》就以这则掌故发端，对高士奇的鉴藏活动作了深入探讨，其中对高士奇的朋友圈的梳理，以及对乾隆皇帝与高士奇的隔空较劲的刻画，实在是有趣。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艺术史专著了。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张艳